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增长理论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其中，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等数量问题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而经济增长的质量，如经济增长的结果、前景等方面直到近期才逐步受到关注。亚诺什•科尔奈在《突进与和谐的增长》一书中曾经指出过，“翻阅一下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浩瀚文献，我们发现，到处都在用宽泛的数量指标来描述增长过程，而发展过程的质量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在多恩布什与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其中，“生产要素的积累”就是强调经济增长的数量，“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则是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
经济转型正是来源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强调和重视，经济转型寓于经济增长的过程之中，健康的经济增长本质上代表了持续的经济转型过程。库兹涅茨将经济增长定义为给居民提供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能力的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建立在现今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调整的基础上。按照库兹涅茨的理论，经济转型能力的要素构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变换。这三方面的要素提升，共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进而反映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能力。
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中国的GDP经历了超过10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速仍然无法摆脱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随着不同要素的产出逐渐步入“稳态”，经济增速也逐渐“收敛”。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就在于如何适应从经济高速扩张到增长收敛的转变，以及在各种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下，仍然能够保证相应的经济产出。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推出规模宏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刺激计划产生的“副作用”也逐渐开始显现，诸如金属、能源行业产能过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不足等一系列现象反映了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衰退。“螺旋式下降”成为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的主要特征。这种经济增长特征对于浙江省也不例外。但是还应该指出，浙江省经济增长速度在1995-2014年这20年间多数年份是高于全国经济增速的，只有个别年份低于全国经济增速或与其持平（见图1）。
此外，从中国31个省份的经济增长情况看，尽管“十二五”时期，各省市如期完成了各自的目标，但由于受国内和国际形势影响，加上各省份的资源禀赋差异，呈现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不同省份的经济转型能力体现出不同水平。如在GDP增速方面，直辖市重庆在西部地区异军突起、贵州通过主打“大数据”牌在欠发达地区展现出特殊转型路径，这些都为研究和提高经济增长能力提供了规范、科学的样本。
浙江省是处于经济转型深化期的八个省市之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支持浙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亲临浙江考察指导，就浙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浙江省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上下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落实省委十三届四次、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认真执行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突出转型升级主线，守住百姓增收、生态良好、社会平安“底线”，着力抓改革、促转型、治环境、惠民生，统筹推进“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换三名”、浙商回归等重点工作，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年经济运行平稳健康，主要经济指标处于中高速增长合理区间，结构、效益持续向好，民生不断改善，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浙江是我国对外开放早、开放程度高的沿海省份之一，外贸顺差全国最大，境外投资合作全国第一。在浙江固有的产业基础、技术优势、区位优势等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门户政策红利和浙商回归的共同作用下，浙江有效投资进一步增长。当前浙江坚持以“五大发展”为引领，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推动城乡区域协同发展、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上打持久战，战术上打歼灭战，稳中求进优发展，统筹兼顾促协调，做强实体拓市场，守牢底线保平安，为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