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和荀子俱为孔门后学，且以祖述孔子为己任，却提出了“性善论”与“性恶论”两种相反的人性论。孟子侧重对孔子“仁”的阐发，认为人具有“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四善端，故性善。荀子侧重对孔子“礼”的阐发，主张将人性注解为人的自然属性，主性恶。“性恶论”与“性善论”虽有对立之势，却在历史情势演进和学术思想进度中呈现出逐渐融合的趋势。
【关键词】人性论 演变 融合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不仅存在异点，且存共通之处
孟子与荀子俱为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且同样受到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深刻影响。孔子认为人的天性大都相近，但受后天习染而出现差异。对于本然之“性”，孔子仅指其无善恶本质之判分。孔子后学对人性善恶问题的讨论日趋激烈，其中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最为典型且影响最大。孟子认为“性善论”是“乃所愿，则学孔子也”①的结果；荀子亦坚定认为自己的“性恶论”是对孔子人性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二人虽对人本然之性的解读存在本质区别，但在孔子人性学说乃至整个儒学框架内，又必然具有一定相似之处。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虽同为对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性观点的继承与阐发，却有显著不同之处。孟、荀二人一主“性善”，一主“性恶”，然而，孟荀仅是儒家学派的不同派别，溯到孔子源头，二人实际学出同源。这就决定了孟荀的人性论不仅存在异点，且存共通之处。孟子谓性善，指其为品德；荀子讲性恶，归其为欲求，然无论孟子的内修，还是荀子的外化，都是在力求让人性的差别不至在向善的路上偏离过远。孟子以“性善论”为人们铺设美好的道德远景，荀子的“性恶论”也鼓励人们去追求礼义法度规制的理想王国。孟子由“四善端”出发，认为人们通过自我修持，完全可以达到至善的境界，因为“人皆可为尧、舜”。荀子则基于“性恶论”，同样将“善”作为人生追求之目标，主张以法度、礼仪等外在努力改造人性之恶，达于伪善之境。可见，孟荀之人性论虽针锋相对，然立论同源，在教人向善的目标上可谓殊途同归。
自汉唐至宋明以迄近代，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在演变轨迹中呈现出明显的交融趋势
孟子的“性恶论”与荀子的“性善论”都是开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智慧之花，都对诸侯争霸、割据纷争、弱肉强食和战乱不已的社会现实有现实指向，也各自勾画了止纷息争以达于善境的理想蓝图。自汉唐至宋明以迄近代，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在政治情势演变与学术思想异动的交流互动中既拥有不同的历史遭际，也在演变轨迹中呈现出明显的交融趋势。
显然，在政治社会剧烈变动的战国以至秦朝，孟子的“性善论”及其所提倡的“仁政”蓝图难以适应现实需要，以致孟子到处推销自己的学说而鲜有应和者。相反，荀子的“性恶论”却经学生韩非之手而发展为法家学说，并在战国到秦朝的历史演进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有秦一代，师承荀子而有所变异的法家成为显学，而儒学则遭遇了“焚书坑儒”的命运。
董仲舒吸取孟、荀人性论及其他各家学说之长，推出新儒学，从正面继承了荀子的人性论，承认人性即人的本性和情欲。董仲舒虽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其不仅与大量社会现实不符，且贬低了圣人教化的作用，但也部分接纳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以阴阳二气解释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还提出“性三品”说，认为现实中存在着“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不仅修正和补充了荀子的“性恶论”，也开启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发展中在人性论上融合孟荀的先河。循此路径，东汉末之杨雄，折中孟荀，提出人性“善恶混”的观点，将阴阳二气与善恶之性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人性论点的中心环节。
在汉唐的学术演进中，佛道兴起并逐渐威胁到儒学的独尊地位。唐代的韩愈面对“三教并行”的学术情势，致力于重构儒学体系，提出“道统”，重塑儒学地位。韩愈等人导引的儒学改造与振兴思潮，为宋明儒全面继承、发扬并创新，且以理学实现了对儒学的改造与重生。在宋明理学发展中，诸大儒在人性论上兼容孟荀的趋势更为明显。张载在《西铭》中首度提出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概念，认为“天地之性”是源于太虚之气的道德仁义，而“气质之性”则是太虚之气凝结物化的结果。朱熹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人性论，不仅确立了性善的本体地位，同时也阐明了性恶的本源。
整体来看，在宋明理学的人性论建构中，形成了以孟子“性善论”为主体、荀子“性恶论”为辅翼的理论格局，以致理学阵营普遍带有“思孟”风格。与汉唐相比，孟子地位得以凸显，荀子地位相对下降。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官学教化实践中，主张“养欲”的荀子成为主流学术贬抑的对象。明清以来，在肯定人欲、释放人性的学术思潮异动中，孟荀的人性论点再度成为诸多启蒙学者钻研推敲的对象。
近代，随着西方学术思想之涌入，人们对于孟荀人性论的争论依然在持续，并开启了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话题和致思方向——肯定人的自然欲求，破除理学禁欲主义的禁锢，论证自由的合理。晚清“公羊学”代表人物康有为虽肯定人的自然欲求，但却“崇孟”而“抑荀”；与康有为不同，梁启超则从进化论和功利主义角度对以求存、私和欲为主要特征的自然人性给予肯定；清末民初的古文经学大师章炳麟尽管早年推崇荀子，然而却也没有因此而贬低孟子。荀子“性恶论”因提倡“养欲”“节欲”而成为中学与西学开展对话的重要桥梁。而孟子“性善论”则随理学古文经学体系经典光环的消逝而相对没落。整体来看，随着西方学术理论体系的建立，以西方学术理论和学术手法探讨孟荀人性论的学术成果逐渐涌现，人们对孟荀人性论的看法亦渐趋理性，主张在社会实践中融合孟荀人性论点的呼声，亦成为主流价值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