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包弼德
文章原标题：《以史为桥 沟通哈佛与中国——访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包弼德教授》
包弼德教授(Peter K. Bol)，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包弼德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七至十七世纪文化精英的研究，著有《宋代历史研究入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历史上的理学》等。他于1971年取得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中国语言和文学学士学位，1973年获该学院汉学硕士学位，198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起执教于哈佛大学，1997-2002年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2005年创建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并担任首届主任，学术兼职有国际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The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管理委员会主任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The China Biographic Database)项目主任等。作为哈佛大学的副教务长，包弼德教授主要分管教学创新，目前他主要负责哈佛大型在线公开课项目(HarvardX)的建设与推广，正积极与世界各地的高校展开合作。
作为美国哈佛大学负责教学创新事务的副教务长和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包弼德教授将如何评价中国当前的教育教学以及历史研究状况呢?带着这一疑问，笔者近日访谈了包教授。
张梅：尊敬的包弼德教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这么多年您一直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历史及其相关问题，发表了甚多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论著。能不能请您谈谈，最初是怎样的机缘，触发了您对中国的兴趣?
包弼德：我最初对中国感兴趣，关注点在政治。我从小生活在颇为左翼的家庭环境中，一直对美国政治比较感兴趣。那时候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认为这样的政策行不通，也和美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相称，这诱发了我对中国政治的兴趣，于是开始学习中国语言，试图多了解中国。那时候美国大学开设中国课程的并不多，公立中学开设汉语课程更是绝无仅有,于是我报名参加了辅导班，开始了汉语学习。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学课堂上学习世界历史也是没有关于中国的内容的，可是我觉得避而不谈中国历史这怎么行呢!于是我就从学习汉语开始，自己主动去学习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高中毕业后，我本应该就读美国的大学。可是恰在那时我父母亲和妹妹们碰到去荷兰生活一年的机会。你知道，我父亲出生在荷兰。于是我跟着家人去了荷兰。到荷兰后，我们家的一位朋友是教授中文的荷兰教授，他建议我到莱顿大学读书。因为我比较年轻，学习也非常努力，莱顿大学的老师因此很欣赏我。学习几个月后，老师问我是否愿意留在荷兰，于是我就留在了莱顿大学。那时，我对现代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并不了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位老师建议我学习中国古代史，他对我说：“你们美国人老喜欢研究现代的东西，殊不知历史绝对不能忽视。你在莱顿学习，可以先把古代史的基础打牢，这对你将来学习现代史肯定会有帮助。”当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中国非常混乱，我们获取的信息也非常杂乱，我搞不清楚现代中国到底是什么状况，而研究中国历史，让我发现那么多惊奇的地方，于是我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我在莱顿大学的学习从本科开始一直到硕士毕业，但其中有三年半是在台湾学习中国儒家经典, 在台湾，我受到了传统并且系统的汉学训练。
张梅：我记得您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我研究中国不光是因为对中国有兴趣，更是因为中国非常重要，而且对世界历史来说中国越来越重要。”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后经过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您如何看待这一论断?您又如何评价当下的中美关系?
包弼德：中国很重要!我五十年前就认为中国很重要，事实上，在我心目中中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尽管五十年前的中国很穷，但是我始终认为她是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这也是我当时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原因。
说到中美关系，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有的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应该保持良好，有的则觉得未必。在政治家中，有些人视对方为敌人。但是在我看来，如果将中美两国普通民众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人比较关心美国，很在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而大部分美国人比较没有兴趣关注中国，因为美国普通民众对政治不是十分感兴趣。换句话说，如果你去问美国的民众，中国疆域有多大?中国有多少人口?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回答不出来，甚至对中国处于世界地理的具体位置都不是很清楚。因此，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在借鉴世界先进技术与文化的同时，更应着眼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关于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如何改善人类福祉的看法，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张梅：拜读您的著作，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您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请问您为何要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中国大陆学界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的似乎并不多，您对此有何看法?
包弼德：我们知道，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思想文化根植于社会生活的事实，思想史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史的研究。思想史研究，我认为主要是研究有思想的人，具体可以说是“有学术的思想家”及“有思想的学者” 。当然，把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在我写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和《历史上的理学》等著作中都深有体会。因为从社会史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不讲个人，只讲家族(集体)。个人的行为(准确地说是大部分人的行为)，都是根据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的。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思想家是个人，他们有一个比较理想的世界，他们的“想”和“做”与普通人的想法和做法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研究思想史，是要研究这些思想家想什么;而研究社会史，则是弄清楚他们怎样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他人的行为。正是思想和行动的交互作用，推动了历史，导致了历史的变迁。
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中国大陆学者确实不多，但是我们看到，有一批学者正在努力推动一个新的社会史研究方向，例如华南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