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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根在剑桥大学演讲:今天的中国呼唤理性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在剑桥跟诸位剑桥的高材生们交流,我感到很高兴。

当得知我能够在这里做一场演讲的时候,我在想讲什么内容,考虑大家总归还是会关心国内很多事情,如祖国的发展,工业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也会有人关心教育以及其他等等内容。但是,我发现国内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现在国内方方面面的事情似乎缺少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理性。所以,我就决定选择这么一个话题:《呼唤理性》。

最近几年国内非理性的声音在变大,我不知道诸位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这些声音存在于方方面面,可以说充斥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间乃至于最近在网络上看到的与南海有关的一些言论。这些非理性的声音当然不代表政府、不代表官方的观点,但是这种非理性的声音变大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觉得海外的华人学子也需要去关注这一问题,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更需要理性。 

西方的理性主义与东方的理性主义

人们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中似乎更强调理性,实际上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讲,“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换句话说,人和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理性。启蒙运动时期就更强调理性。康德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里关键是什么?是理性,以及可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讲到西方理性,我们学校(编者注:华中科技大学)有一位哲学家叫邓晓芒,他对德国的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哲学有非常深的研究。 他说到西方理性的内涵,主要是两大原则。一是逻各斯原则,强调逻辑的规范性。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这点的确欠缺一些,为什么咱们自然科学落后,肯定和这点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强调自由意志的超越。仔细想想这两大原则其实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来讲比较欠缺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点理性没有,但理性表现不足应是事实。

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有人甚至称其为“现代化之父”,可见他对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是非常有贡献的。他曾做过世界宗教的比较研究。他在比较儒教和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后讲到,他不否认儒家伦理也包含一些理性的因素,但主要是强调世人的生活之道,这个我们大家都有体会。韦伯认为,儒教尽管包含了理性主义的因素,但还是很难摆脱传统的束缚,缺乏进步和发展。对此,我们国内也有人批评,说他有些说法不太严密,这点我也相信。

有人(编者注:何爱国)比较东方的理性主义和西方的理性主义,尤其是新教的理性主义后,谈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东方的理性主义主要强调“理性的适应”,即怎么去适应这个社会。我觉得说得还是有道理的。几千年来,中国多数读书人的行为似乎都是如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西方理性对社会强调的是“理性的征服”,始终和社会保持一种紧张状态——就是对社会采取批判的态度。想一想理性的这两种形式,“征服”和“适应”,显然“理性的征服”总体来讲对推动社会进步更有意义。

理性看待“中国梦”

下面回到今天的中国社会,首先从“中国梦”讲起。今天这个时代, 中国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大家都关注“中国梦”。但我发现,在解读“中国梦”的时候,有一些人不是很理性。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梦”是很理性的,大家看一看他讲的:“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在强调什么呢?强调每个老百姓的梦。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包括在主流媒体上讲话的重要人士,在解读“中国梦”的时候,主要把它说成是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国家崛起的梦。不能说“中国梦”不关乎民族复兴、国家崛起,但是最重要、最主要、最核心的东西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每个老百姓的梦。应该是老百姓的梦在前面,其次才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这个次序是不能够颠倒的。我觉得主流媒体上宣传的多是把这些东西给颠倒了。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先生叫朱继东,他写过一篇文章,讲 “中国梦”和“美国梦”有七大方面的差异,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第三个差异——根本价值观不同。他认为“美国梦”是强调个人价值,体现的是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中国梦”强调什么呢?集体主义。这个好像令我们很自豪。的的确确,我们有很多人,学者也好,老百姓也好,还是有一种“国家主义”的情怀的。我这个年纪小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国家好了你才好,所谓“大河不满小河干”之类的话。其实理性地想一想,这种话是有问题的。“中国梦”的理性首先表现在是老百姓的梦,所以我说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是很好的,每个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这才是最重要的。

回头再看看习近平 2013年6月的讲话(与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朱继东那篇文章是在习近平这一讲话之前。习近平同志强调什么?我不妨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他强调中国梦和美国梦实际上是相通的,我觉得总书记的这些话是非常有理性的,并非如朱继东所言“中国梦”表现出与“美国梦”在根本价值观上的区别。 

再看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讲也是理性的。这里头包括24个字、12个词,每一个词表现的都是好东西。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实现?实现的途径是什么,却需要中国人进行理性的思考。 

发展呼唤理性:“人的意义”才是硬道理

说一说发展的理性。大概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在人大会上有一个发言,说的是“别把发展的道理说得太硬”。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就讲“发展是硬道理”,当然我认为邓小平当年讲“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太落后了。但是随着我们持续地发展了很多年, 而且后来这个“发展是硬道理”在实践中变成了“GDP是硬道理”。 近年来雾霾给中国人民一个很大的警醒。然而,保护环境这些话,包括“绿色经济” 、 “循环经济” 、 “低碳经济”等等这些话没少说,不是这几年才说的, 早就说过了,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因为那是软道理。我们讲优先发展教育,这些很有道理的话不是没讲,但是那些个道理,在“GDP是硬道理”的实质下都变成了软道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此发展呼唤理性。

雾霾是不是罩住了中国的美丽,遮蔽了人们栖居的诗意?顺便说一下,这里讲栖居的诗意是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 “人,诗意地栖居”中的话。他讲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当然不是讲住房,而是关乎人的存在、生存。德国伟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引用了荷尔德林诗中的话,所以《人,诗意地栖居》这首诗变得很有名。雾霾使我们的生活还有多少诗意?诗意没有了。 其实现在发展的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理性思考。前年我退下来之后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普通的学生班。 有一次我带他们到农村去看,主要看两个内容,一是部分贫穷农民的生活状况,另外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的是高楼大厦,但实际上这里头也有问题,农民有些也有抱怨。为什么?我们自己想一想,如果这里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比较容易明白,以前乡间的池塘、菜园、猪圈等等那些东西,突然消失在水泥的森林中,乡村的美丽、栖居的诗意在哪里?我们想过没有?所以,实际上未来的城镇化,我觉得有些东西也需要我们理性地思考。 

一个星期前,我们来的前几天,武汉(武汉是我生活、工作的地方)大水围城。如果纯粹只是老天爷的问题的话也就罢了,但是这里头的确存在着城市建设的非理性成分。当城市建设的理性被淹没的时候,暴雨导致的城市被淹没就绝对不是稀罕的事情了。

大家对比一下武汉的沙湖,2016年比2000年时面积小了许多,就是填湖所致。新华社也报道了,据说刚解放的时候,武汉的湖是127 个,目前武汉城区的湖泊有38个,减少了多少?顺带说一下,如果怪罪武汉市现在的领导,那就太不公平了。这是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发展中的非理性因素所导致的结果。类似的非理性因素的例子,太多了,有一定的普遍性。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近30年来中国的确发展得非常快,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不是说不愁吃、不愁穿,我们的生活就有诗意。其实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不能够仅仅是纸上的宣示,应该如何?应该让核心价值观中间的那些美丽、理性浸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这才是主要的。 

我讲那么多,说发展的理性最关键的是什么?很简单,人的意义。发展的真正硬道理应该是基于“人的意义”的,这才是发展的理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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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易恒]
标签: 李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