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的理性：“善”
说到发展，自然首先想到工业，我就说说工业的理性。马克斯·韦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德国社会学家，他有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以前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有野蛮的一面。我们不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但是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对财富的贪欲是不是更甚？在整个社会中非理性的逐利表现得是不是更充分？另外，工业为满足某些人过度的欲望掠夺了多少资源，这是值得全社会去理性思考的。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值得全世界思考，只是中国的问题表现得更严重。
我们的工业为穷人、弱势群体做了多少？按道理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更多地去考虑穷人、弱势人群，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D. Light，美国几个年轻人发起的做LED的公司。但他们做的LED 光源之特别在于为穷人的照明考虑，让穷人能够用得起，要知道世界好多地方甚至连电灯都没有。我们国家的企业家们考虑这类的事情还是少了一些。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文明、一种理性。
工业理性当然要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对人的关怀一方面体现在对客户、对顾客的关怀，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员工的关怀。这里说一个对员工关怀的例子。在德国德累斯顿，大众在那里建了一个汽车厂。这个厂所表现出的环保、人文关怀令人惊叹。车间里可以模拟9种鸟的叫声，晚上是黄色系的灯光，据说黄色系的灯光可以避免昆虫在夜间被侵扰，真的很佩服他们能想到这一点。更有意思的，他们的车间里有剧院级的音响，专业级的乐团甚至可以在车间表演，工人可以在身旁是汽车流水线的环境里听演奏。当然，我们跟国外的确有发达程度上的差异，也不是说我们要马上学着这样做，但是对员工关怀的意识要有。只要我们的意识跟上，具体水平达不到他们的高度是没有关系的。
讲到工业理性，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善”。我这里特别把百度和谷歌拿来说一说。大家可能知道百度去年底发生了一个百度贴吧事件，今年则是魏则西事件，后来遭到很多网民的吐槽，觉得百度太不负责。
不妨比较一下百度和谷歌。这两家公司的历史差不多，谷歌成立比百度早一年，上市也是谷歌比百度早一年。我们看看今天的谷歌，我真的是由衷佩服他们，这的确是一家伟大的公司。看看他们现在在科技上对人类所做的贡献：人工智能“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无人驾驶汽车，以及生命科技方面的科技成果……他们的确做了很多很超前的事情。反观我们的百度，不知道他们做出了什么惊人的事情。没有惊人的事情也没关系，但是你别做那些恶心的事情，魏则西事件就是很恶心的。
要追根溯源的话，我认为还是价值观上的问题。谷歌他们有一个“不作恶”的宣言，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当然不会有哪个公司宣言作恶，但是能够真正把不作恶、做善事这根弦始终绷紧可是不容易的。谷歌讲了，他们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即使放弃一些短期的利益，从长远来讲他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谷歌这方面真的是做得不错的。百度呢？ 百度的核心价值观是“简单可依赖”，所以有人说百度的价值观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技术的层面。
谷歌在北京的研发中心总经理曾经说过，谷歌擅长用科技手段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而且是一些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够通过所谓的小快或者是微创的方式，而是敢做大事、敢做大项目。像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Loon气球这种事情，我们很少有企业家有这么大的气魄。如果只基于赢利的考虑，是断然不敢做这样的事情的。还有如美国的马斯克所从事的火箭回收，这类事不仅涉及前沿高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情怀。
技术理性：关注人的存在
由工业理性很自然地会想到技术，技术这方面也需要理性。我想到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胡塞尔，他是现象学派的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一个“生活世界”的概念，说的是本来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要基于“事实”。这个也没错，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搞科技的人容易一头扎进“事实”里拔不出来，忘记了人的意义，这个就有问题了。胡塞尔提醒我们的正是这点，我觉得这是对的。当技术真正致力于人的生存、作用于人的存在的时候，它是特别美丽的。所以我认为技术的理性其实就要归结到人的意义。人的意义的具体体现则是人的存在。仔细想一想，搞技术的人如果总是关注人的存在，所研发的技术或产品总能够让客户有很好的存在感，这样的技术或产品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我举一个例子，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友张小龙开发的微信就是如此。大家在微信里是不是可以获得很好的存在感？
我去年访问德国Bosch，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公司。他们介绍自己的产品，令我们颇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感到很骄傲的东西是一些小东西。Bosch 有这样一句话：Technology to enhance quality of life，就是用技术改善人的生活品质，他们非常强调这个。这就是和人的生存、人的存在联系得很紧密。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包括前些时候媒体关注的中国人大量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那些东西，这恰恰说明他们那些搞工业、搞技术的人就是比我们更关注人的生存质量。这是技术理性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点欠缺的。
技术理性还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涉及技术伦理。举个例子，现在很多科学家希望破解生命的奥秘，甚至有的人想扮演上帝，像基因编辑、婴儿定制什么的。还有一位中科院研究人员预言，在第六次科技革命中，会发生一些标志性的事情，比如说以后女人不要生孩子了，两性智能机器人，似乎以后人可以找机器人作为性伴侣等等。但我感觉，当机器人甚至扮演人的异性伙伴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还诗意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反正我是怀疑这种技术的意义的。
这是很严肃的话题，技术的发展的确是日新月异，越是在这种时候，胡塞尔的提醒就越不应该被忘记，就是说不能完全陷入科技所基于的事实中拔不出来，忘记了人的意义，如果那样的话就是非理性的。
创新的理性：增加对面向居前的、想象的需求的支持；远离某种“创新”
由技术很容易联想到创新，我就说说创新的理性。目前，我们国家的科技支持过于强调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现实需求。像国家重大专项，上一个五年计划中间就支持了很多，这都应该。但问题是若把一个东西推到极端，可能就是“问题”了。我们恰恰就忽略了那种超前的、 想象的需求。
不妨看看中国现在的创新状况，我们也有不少创新，但更多的是什么？我把它们叫作“增量创新”，也就是说在别人基础上有所改进。虽然这种“增量创新”也有意义，但是最伟大的创新显然不是这种。我们国家真正的引领性的东西、也就是原始创新太少。而一些超前的、想象的需求就可能引发出一些真正原始的创新、颠覆性的创新，也就是前人完全没做过的伟大的事情。比如说以前没有个人电脑的时候，微软打算推出个人电脑，他们面向的不是现实需求，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想象电脑怎么能进入家庭。还有，谷歌正在做的Loon气球等，很可能也是伟大的创新。因此，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资源激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去面向超前的、想象的需求而进行创新活动。这里所揭示的理性是：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政府和科技工作者都不能太实用主义。
说说创新理性的另外一方面。我先举一个例子，智利有一位建筑学家叫阿拉维拉，今年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这是建筑界最高的奖。有意思的是他的代表性作品！看看这个——“半成品的好房子”。这在中国绝对得不到奖，他却得了世界最高的奖。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人的建筑设计水平低，其实他是很高水平的建筑设计家。“半成品的好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为穷人设计的住房。他设计的这个房子是半成品的，没有完全装修好，里面需要住户自己做一些装修，成为自己个性化的房子。
我当时看了这则消息的时候很感慨：他们这些人心中在想什么？他们关注什么？按道理讲，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应该更关注这些，似乎又不是。阿拉维拉思考的是，怎么让建筑尽可能地远离“建筑”。这个话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什么意思？他说的前一个建筑是他自己心目中本质的建筑，是真正的美的建筑，是真正地充分考虑人的意义的建筑。这种建筑应该远离后面的那个“建筑”—— 我理解就是那种唯美主义的、为了美而美的、远离了人的意义的建筑。我觉得这种境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借用阿拉维拉的思想，是否可以说：让真正的创新远离某种“创新”！我觉得这也应该是创新理性的一部分。
教育的理性：为了人的自由发展
还有一个话题我相信大家是关注的：教育。我是这个圈子里头的人，我都不大愿意谈教育，因为说教育太沉重。我们很多人讲中国教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人没说到点子上去。我有一个观点，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人被遮蔽了。何谓人被遮蔽呢？先看一看我们的教育宗旨。我从小念书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一直到今天，只有细微的变化，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就是怎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我也主张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这不能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我们忘记了教育的最根本的东西——很简单，其实还是关乎人的意义。
我们现在对教育的理解是工具意义上的，希望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尽管说我们需要人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最高的目的应该是“人的自由发展”！只有人自由发展了，他才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是反过来，只有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之后他才能自由发展，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就有点类似中国梦，你不能说我们国家崛起了，然后再讲个人目的。一定是个人的发展在前。所以在现在这种理念下，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至少是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了生产线上的产品。
刚才讲的关键是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说学生的自由发展。有人或许会问，这只是你的看法，有没有根据？我的理性思考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孔老夫子。孔夫子曾经讲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坦率地讲，我也是若干年前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孔子说的是今不如昔，他觉得以前读书人读书是为了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更好地成为自己。那么现在的读书人是为了谁呢？是为了实现别人的预期和目的，为了显示给别人看。所以孔子是主张“为己之学”的，也就是说更好地成为自己。他这个思想真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遗憾的是我们把传统文化里精髓的东西扔掉了，抛弃了。
我关于教育的理性思考，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奉为经典的、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马克思不仅仅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同样地，我们很多共产党员恐怕都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应该说，马克思主义里的确有非常丰富的人本思想。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你看，马克思强调自由自觉的活动，可我们的教育强调的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我们强调听话。
还有一个话题也和教育有关：意识形态也需要理性。我当然能够理解需要重视意识形态，这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咱们国家如果不稳定，甚至受到颠覆的话，后果是很可怕的。但是我说过，在大学里意识形态不能够泛化，更不能够偏执。2014年，《辽宁日报》有一个调查， 他们组织了一些人暗中到 20 多所高校去，调查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甚至抹黑中国等内容。调查报告发表后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强烈质疑、批评这种做法。我认为，其动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效果是有害的。当然，也有人为之辩护，甚至扬言要在高校拔钉子。
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这是多年前在胡锦涛时代的党中央就认识到的问题。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其实是需要我们用理性来缓解和纾化的，不能去激化。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是否宽松的主要标志。文化革命、反右等等，历史上这方面的沉痛教训太多了。其实总体来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听话的。现在有一个事实上似乎成为贬义的词叫“公知”，是某些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蔑称。其实一个健康的社会是绝对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把公共知识分子整体污名化是有问题的。不排除公共知识分子中间有人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有敌视态度，但是不能当成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其实还是认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深爱这个国家的。当然，他们可能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要看得多一些，批评和指出问题多一些，但不能把批评都等同于抹黑。
去年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有几句话讲得很好：在网上看到有人讲要全面清理、纯洁、整顿教师队伍，这个不能同意。这是1957年的做法、文革的思维。他的话是对的。其实，要实现中国梦，就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那些对现实不满意、甚至常常批评政府的人中， 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绝不是敌人。总之，理性处理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