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在《外交事务》撰文认为，美国正承受政治衰败之苦。党派政治趋向极化，资金充裕的利益群体兴起，这个国家制衡的宪政体制混合了这些成分之后，形成了我所称的“否决制”(vetocracy)。在这种情形下，阻止政府做事比利用政府来提升公共福祉要更加容易。预算危机周期性出现、官僚制缺乏流动性以及政策革新付诸阙如，是一个政治体制处在紊乱之中的标志性特点。
表面看来，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似乎证明了这样的分析。曾经志得意满的共和党丧失了对其提名程序的控制，坐视敌意满怀的唐纳德·特朗普接手，并且因内部矛盾严重而四分五裂。与之同时，在民主党一方，超级内部人希拉里·克林顿遭遇到伯纳德·桑德斯出人意料的强有力竞争，后者74岁，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从移民到金融改革到贸易再到收入停滞，不论在什么议题上，政治光谱两侧的大量选民都会挺身而出，反对他们认为贪腐堕落、损公自利的建制派，同时转向激进的局外人，希望来一次涤荡污秽的清理。
但事实上，这次混乱吵闹的竞选表明，美国的民主在某些方面处在更良好的运行当中，超出了人们预期。不论人们可能如何看待他们的选择，在一个又一个州，选民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投票站，从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和寡头那里夺下了政治讲述的控制权。作为两位前任总统的儿子和弟弟，杰布·布什一度看上去是共和党的必然之选，但在(与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道)花去超过1.3亿美元竞选经费之后，他在2月间可耻地退出了竞选。与此同时，桑德斯限定自己只接受小额捐款，并誓言剥夺金融精英的权力，他筹集的资金甚至多过布什，并自始至终表现得几乎与克林顿旗鼓相当，难分轩轾。
这场选举的真正故事在于，数十年之后，美国的民主终于对大多数民众经历到的不平等上升和经济停滞做出了回应。社会阶层正在回到美国政治的中心位置，压倒了种族、族群、性别、性取向、地理之类其他分裂，这些分裂曾主导最近几次选举中的讨论。
过去两代人时间里，精英人士和其他公众之间的财富鸿沟一直在拉大，但只是在今天，这一议题才正开始主导全国政治生活。真正需要解释的并不是民粹主义者为什么能在这一周期中斩获这样的收益，而是为什么他们用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才斩获这样的收益。再者，美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如很多人料想的那般僵化，那般受到有钱精英人士的掌控，即令了解到这一点已经不坏，民粹主义改革者正在兜售的药方也几乎全无裨益。而且，假如被采纳，那些药方将扼杀增长，加剧不适，令局面更加恶化而不是走向好转。因之，既然精英人士已从自鸣得意的满足中幡然醒悟，于他们而言，对他们再也不能拒绝或者无视的那些问题设计出更可行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时候了。
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
近些年来，较以往更难以否认的是，纵然精英人士的表现较过去更加优秀，多数美国国民的收入却一直停滞不前，这在整个美国社会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上升。某些基本事实愈发无可争议，比如，百分之一、事实上是百分之零点一顶尖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份额上升幅度巨大。这一政治周期中前所未见的是，人们的注意力开始由寡头的贪得无厌转向那些被抛弃人群的窘迫潦倒。
最近出版的两部著作以令人痛楚的细节呈现了这一新的社会现实，一本是查理斯·莫里(Charles Murray)的《分崩离析》(Coming Apart)，另一本是罗伯特·普特南的《我们的孩子们》(Our Kids)。莫里和普特南处在政治光谱的对立两端，一位是奉行自由至上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另一位是主流的自由派，然而他们写下的数据实际上是一致的。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工人阶层的收入下降了，高中程度或不到高中程度的白人男子收入下降最为严重。对这一群体而言，特朗普的口号“重振美国”是有实际意义的。但他们承受的病状来得更加严重，并在有关犯罪、毒品使用和单亲家庭的数据中得以揭示。(查理斯·莫里生于1943年，美国政治学家、专栏作家，奉行自由至上主义。罗伯特·普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译注)
查理斯·莫里(Charles Murray)的《分崩离析》(Coming Apart)
回到1980年代，就非洲裔美国人下层社会的出现，当时发生过一场全国性讨论。所谓非洲裔美国人下层社会，即处在失业状态而且缺乏就业技能的大量人群，他们的贫困似乎在自我复制，因为贫困造成家庭分裂，这样的家庭就无法向下一代人传递就业市场竞争所要求的那种社会规范和举止。今天，白人工人阶层实际上处在与当年黑人下层社会同样的境地。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预备阶段，很多美国人或许惊讶地发现，那里的选民最重大的关切是海洛因成瘾。新罕布什尔如同美国任何一个州一样，大致以白人居多，富于田园风光。事实上，类鸦片和脱氧麻黄碱成瘾在印第安纳和肯塔基这样一些州的白人农村社区，已如同一个世纪以前可卡因药丸在内陆城市一样流行。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展示，1999年至2013年间，美国白人非西班牙裔中年男子的死亡率上升了，而实际上，在其他每一个富裕国家，对其他每一人口群体来讲，这一数字都是下降的。死亡率上升的原因呈现为自杀、毒品和酒精：将近五十万人的死亡超出了原本的预期。这一群体的犯罪率也急剧上升。(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均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后者是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译注)
然而，对这样愈发无助的现实，美国精英人群几乎全不在意，这尤其是因为，同一时期他们自身表现得相当出色。过去数十年间，至少拥有大专学历的人士见证了他们的财富不断攀升。这个群体中的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比率降低，社区犯罪稳步减少，年轻人群重新占领了城市，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之类技术推动了社会信任并为新的社区参与规则注入了活力。对这一群体来讲，那些时刻不忘看管儿女的家长是比因父母忙于工作而较少受到监护的孩童更令人头疼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