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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政治——衰败抑或更新?(2)

政治失败

考虑到业已发生的这一社会转向的规模,真正的问题就不是何以美国在2016年有了民粹主义,而是何以民粹主义的爆发没有更早一点发生。这里确实出现了美国制度中的代理人问题:两个政党中没有哪一个对这一正在败落的群体尽职尽责。

最近数十年来,共和党已成为商业精英和社会保守派人士的不稳定联盟,前者提供金钱,后者提供基本面选票。商业精英由《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代言,他们是经济自由主义即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开放移民政策的坚定倡导者。是共和党人提供了选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贸易立法和最近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通常以“快速通道”而为人所知)才获得通过。显而易见,这些立法的商界支持者获益于不论技术熟练与否的境外劳工输入以及全球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令他们得以输出商品并在全世界进行投资。共和党人推动废除了大萧条时代的银行监管体系,此举为次级贷款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并且,在思想主张方面,他们致力于为美国富人减税,削弱工会力量,并削减一直有益于欠富裕人群的社会服务项目。

这一议程与工人阶层的利益直接发生了冲突。工人阶层败落的原因错综复杂,既与技术变革有关,也关涉由公共政策触发的因素。但无可否认的是,共和党精英最近数十年来推动的亲市场化举措,既令工人直接面对更加残酷无情的技术和全球竞争,又削减了新政时期遗留下来的多种保障和社会福利,由此对工人阶层的收入施加了下行压力。(德国和荷兰之类国家在保护本国工人方面着力更多,因而并未见证不平等状况的相对上升。)因之,随着共和党的工人阶层基础人群表达出对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的鲜明偏好,今年最盛大而且最情绪化的选战正在共和党内发生,也就不应令人惊讶。

对民主党人来讲,他们传统上自视为普通大众的捍卫者,并依旧可以指望身为工会成员的基础人群来帮助动员投票,即令这一群体在萎缩。但他们一样令这批支持者大失所望。自比尔·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兴起以来,民主党精英已接受后里根时代有关自由贸易和移民的共识。他们在1990年代解除银行监管过程中扮演了共谋的角色,并在劳工团体抵制贸易协定时试图加以收买而非提供支持。

但民主党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个党已接受身份政治为其核心价值。民主党能赢得近期的一些选举,是通过动员由若干社会群体结成的联盟,这些群体包括: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年轻都市人群、同性恋者和环保人士。民主党完全失去联络的一个群体同样是白人工人阶层,这一阶层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联盟的基石。1980年代,在爱国主义、持枪权、堕胎和宗教之类文化议题上,白人工人阶层开始为共和党人投票。1990年代,克林顿重新赢得他们足够多的支持,方得以两度当选总统(每次都是凭相对多数票)。但自那以后,他们已成为共和党更可依赖的支持者,尽管共和党精英的经济政策与他们的经济利益并不一致。今年4月间,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 University)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特朗普支持者中,有八成人士认为,“政府在帮助少数人群方面已经走得太远”,而且,85%的人士同意,“美国已经失去其身份”。何以如此?答案在这里。(昆尼皮亚克大学是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姆登镇的一所私立大学。——译注)

民主党人对身份的痴迷解释了当代美国政治的重大谜团之一,即何以特别是在南方一些社会服务有限的州,农村地区的白人工人阶层蜂拥而至共和党人麾下,即令他们已成为共和党人反对的一些项目如贝拉克·奥巴马的《平价医保法》的最大受益人群之一?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奥巴马医改的设计是为了让他们自己之外的人群获益,这部分是因为民主党人已不再能吸引这批选民(这与1930年代可成对比,当时南方农村地区的白人是田纳西州流域管理局之类民主党福利国家计划的核心支持力量)。

一个时代的终结?

特朗普的政策宣讲混乱不堪且矛盾重重,那些政策从一位自恋但并没有明确潜在意识形态的媒体操弄者那里说来就来。但其中一个常见主题是民族主义议程,旨在保障和恢复美国工人工作岗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桑德斯共享的,正是这一主题令特朗普吸引到相当多共和党基本面选民。这解释了何以他会反对移民——不只是非法移民,还包括通过h1B签证来到美国的熟练工人——以及谴责美国企业为节省劳动力成本而将工厂迁往海外。他不只批评中国操纵汇率,而且批评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友好国家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当然,他还竭力反对更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如亚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与欧洲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对任何上过大学水平基础贸易理论课程的人来讲,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像是异端邪说。在大学课程里,源自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的模型会告诉你,自由贸易对贸易伙伴而言是双赢的,会增加所有国家的总收入。事实上,过去两代人时间里,随着世界贸易和投资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然后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广泛框架下实现自由化,全球商品输出呈现爆炸式增长,1970年至2008年间增加了四倍。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全球化令数亿人口得以摆脱贫困;在美国,全球化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伊莱·赫克歇尔[Eli Filip Heckscher]生于 1879年,卒于1952年,是瑞典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贝蒂尔·俄林[Bertil Ohlin]生于1899年,卒于1979年,是瑞典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译注)

然而,共和民主两党精英共享的这一有关经济自由化恩惠的一致意见未能免于遭到批评。所有现存贸易模型内含的结论是,贸易自由化在推动总收入增长的同时,将带来潜在的负面分配后果: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将缔造成功者和失败者。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1999至2011年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令美国损失了200万到240万个就业岗位。

贸易经济学家的常见应对是论证,从理论上讲,经由岗位培训以向失败者传授新的工作技能,贸易收益足以不只是充分补偿他们。这样一来,每一项重大的贸易立法都附带相当多的工人培训措施,同时规定分阶段引入新的规范,以允许工人们有时间适应。

但在实践中,这样的调整通常都未能实现。美国政府着手实施过47个缺乏协调的联邦就业再培训项目(之后整合为大约12个),此外尚有无数州一级的类似项目。这些项目总的来说未能将大量工人转移到高技能岗位中。这部分是执行上的失败,但也是理论上的失败:什么样的培训能令一位55岁的装配线工人转型成为一名计算机程序员或是网页设计师,这一点并不清楚。常见的贸易理论也未考虑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资本相较于劳工总是有集体行动的优势,因为它更加集中,更易于协调。这是支持工会制度的早期论据之一,但自1980年代以来,工会制度已遭到严重侵蚀。而且,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资本的流动性上升了,依托这种高度的流动性,资本的优势恰恰在增加。劳动力也变得更具有流动性,但遭到多得多的束缚。雇主可以威胁将企业不只是迁往一个实施工作权利法的州,甚且会迁往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这样,工会的谈判优势就遭到雇主的迅速削弱。(工作权利法[ right-to-work laws]有利于增进雇主作为管理方的权利而不利于工会,美国有26个州实施此类法规。——译注)

美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别极其巨大,乃至于难以想象何种政策可能最终保护大量低技能就业岗位。或许,甚至特朗普都不相信鞋和衬衫理当依旧在美国制造。过去数十年间,当代世界的每个工业化国家,包括那些更多致力于保护其制造业基础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都见证了制造业相对份额的下降。甚至中国自身也开始因工业自动化的实施,以及孟加拉和越南这样的地方制造成本更低,而正在损失就业岗位。

然而,德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经验显示,美国尊奉的路线并非不可避免。德国商界精英从不寻求削弱工会的力量;迄今为止,在德国经济界,工资是通过雇主与工会之间展开谈判来确立的,这样的谈判由政府发起。结果是,德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比美国高出25%。但德国依旧保持其世界第三大出口国的地位,并且,其制造业的就业份额尽管在下降,但始终高于美国。不同于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德国人不曾寻求通过繁琐复杂的劳动法来保护现有就业岗位;总理格哈特·施罗德的“2010议程”(Agenda 2010)改革实施后,解雇冗余工人变得更加容易。但德国通过实施学徒计划和其他积极有为的劳动力市场干预举措,在提高工人技能方面投入巨大。德国还想方设法保护该国更多的供应链免于被无休止地外包出去,这在其极富传奇色彩的中小规模企业(Mittelstand)与大型雇主之间建立起了互通有无的渠道。(格哈特·施罗德于 1998 至2005年担任德国总理。——译注)

相形之下,在美国,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将制造业经济向基于服务业的后工业经济的转变描绘成一个大势所趋的过程,甚至是需要欢呼和加速推动的事情。据称,就像是旧日的无线电天线制造商,制造业工人会改头换面,成为灵活、外包、非全日制工作的新经济中的知识工人,在这样的新经济中,他们的新技能会令他们挣到更高的工资。然而,尽管偶尔做出姿态,作为一个必要调整步骤的核心环节,两党却均未严肃对待这一议程,也未在社会项目方面进行投入:当工人阶层竭力进行适应时,此类项目旨在为他们提供缓冲空间。因之,如同数十年前的非洲裔美国人一般,白人工人已孤立无援。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原本可能结束得非常不同。今天的中国人并未操纵他们的汇率以推动出口;假如有的话,他们近期一直在竭力维持人民币的价值,为的是阻止资金外流。但他们确实在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至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之后的一些年里操纵过他们的货币。当时,作为应对手段,华盛顿若威胁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税,或者实际上征收了,原本完全行得通。这可能引发风险:假如中国人的回应是不购买美国债务,消费物价就可能攀升,利率就可能上涨。但美国精英没有严肃对待这种可能性,他们担心那么做会引发保护主义的灾难式下滑效应。结果是,超过两百万个工作机会在随后十年里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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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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