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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
2016年4月18日晚，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第三讲在新清华学堂举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家李强教授做“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的演讲，本次活动吸引了包括1000多人到场聆听演讲。演讲内容经作者修改审订后刊发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社会学是一门实证型社会科学，也就是说该学科的学术研究要有实证基础。社会科学在表述它的理论思想的时候，常常采用一些形象的比喻。比如，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库兹涅茨，提出过“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就是把英文字母U倒过来，用该曲线解释经济发展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又如，政治学家戴维斯曾经提出J曲线理论，就是斜着写的英文字母J，用它来表示经济滑坡引发的社会的失序等。橄榄型社会也是用一个形象的图形来表现社会结构，解释一个社会是怎样构成的。社会当然是由人群构成的，是由各个群体、各个阶层构成的。而橄榄型社会，也叫做纺锤型社会，就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以“中等收入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憧憬美好的社会，比如康帕内拉写《太阳城》描述美好社会，莫尔写《乌托邦》也是在憧憬美好社会。社会科学家们一直在思考一种优化的或者说理想的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中终于发现了“橄榄型社会结构”。橄榄型社会不仅仅是憧憬，更体现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一种考察，有其实证基础。那么，谁最先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讨论中产社会、讨论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呢？
在政党理论方面，最早提出这种想法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伯恩施坦等人，他们在1891年起草的文件中分析了德国中间阶层不断扩大的现象，并画出了形象的社会结构图形。然而，一般认为，最早从学术上比较全面阐释此种社会结构的理论家是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他于1912年出版了《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人基础》一书，基于对德国社会结构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中产阶级社会的观点。他发现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由职员、技术人员构成的新中产阶层，该阶层在逐渐发展和扩大。当然，后来的理论家还有很多，一般大家熟悉的比如大卫·洛克伍德研究英国中产阶级，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著作《白领：美国中产阶级》，以及大理论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后工业社会将产生一种新型社会结构。
卡尔·马克思是阶级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的大家，我们全面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就会发现他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中，有两处提出了中产阶级会逐渐扩大的观点，并且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阐释了中产阶级解体的现象。如果仔细考察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他的意思是，如果中产阶级缺失，中产阶级分化，中产阶级落入社会下层，就一定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与不稳定。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即中产阶级不分化，中产阶级持续扩大，自然预示着社会的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论证的逻辑恰恰与橄榄型社会的逻辑是一致的。
橄榄型社会结构以及关于社会结构的讨论在中国一直比较热。为什么呢？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38年以来，社会进步速度非常快，我们完成了两件大的事情：一是工业化；二是城镇化，城镇化率按城镇“常住人口”（不是户籍人口）计算，已经达到56.1%。中国社会下一步会往哪里发展？怎么发展？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的问题，正是对未来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的思考，是希望中国形成一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其实中央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很多文件强调我们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比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里专门提到要“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下一步我们怎样来推进社会的发展？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橄榄型社会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目标，是和谐社会的象征。当然，橄榄型社会的形成，肯定需要很多条件。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测量中国社会结构，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一个挑战。中国大陆有十三亿七千万人，通过社会调查数据测量这样巨型社会的结构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我们得有调查测量方法。社会学有很多种测量方法，社会结构也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经济结构、教育结构、年龄结构等。而社会结构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所谓“社会地位结构”，即一个社会主要由什么样的“地位群体”构成。最简单的测量是收入结构，但是收入仅仅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而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地位应该包括职业地位、经济地位、教育地位等。怎样测量复杂的社会地位呢？社会学家发现职业、经济、教育地位是互相关联的，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多种数据，提出了一种量化社会地位的方法，即“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ISEI）。有了这个指数，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依据实证调查数据给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打分。笔者使用全国第五次（2000）和第六次（2010）人口普查数据，将该数据转化为ISEI，这样就得到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分值。为了便于直观考察，笔者将该地位测量进一步转换成图形，参见图1和图2。
图1是使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ISEI的测量，从图形上看很像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为此，笔者曾发表题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的文章，“结构紧张”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社会后果。造成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原因是，得分23分值的农民群体人数最多，农民层的基数太大。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存在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社会群体的比重过大，中间层弱小，中产阶层明显缺失。
图2使用的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做的ISEI地位值，笔者后来也写过一篇短文题为《我国正在形成“土”字型结构》。今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如图2所示，农民明显减少，流动到了社会的其他阶层。当然，总的来看，即便是“土”字型社会结构，农民层的基数还是很大。这样的社会结构说明，我们距离现代社会结构仍有较大距离。中下层较大，上下层差异大，不同地位的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以至于社会交换都比较困难。比如，最近一个突出问题是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出很多产品，但消费者甚寡。试问，是每一个农民家庭的商品太多了，他们真的不需要吗？不是，农民家里肯定还缺少很多东西，但他们还没有购买能力。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很高的消费能力，但是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城市。
所以，我们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而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前提则要求我们完成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具体而言，今天社会结构的变化中有四大群体的变化比较突出：
第一大变化也是最大的一个变化，23分值群体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劳动者，即农民从2000年五普的63.2%变成了2010年六普的46.49%，也就是说有16.71%的农民转到其他阶层中去了。“农民去哪儿了？”相信大家都有非常深刻的体会，首先，一部分成为“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的农民进城打工了。还有一部分术语叫“农转非”，即“农业户籍人口”转成“非农业户籍人口”，或者称“市民化”。当城市发展向农村扩张时，农村土地被征用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原来的农民转为市民。这也是中国未来一个重要的任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当然，还有一部分术语叫“就地城镇化”，这部分农民并没有离开村庄，但是他们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转变户籍身份，也没有到城里打工，但从事的劳动已经不是农业劳动。我们也因此看到，不少乡村的工业企业和现代产业发展很快。
第二大变化是体力工人的变化。体力劳动工人主要是指工业、制造业体力劳动群体，ISEI分值集中在29~32分，2010年占比13.58%，2000年为9.8%，10年间上升了3.78%，这个群体的很大部分是农民工。如前所述，有16.71%的农民转到其他阶层了，那么，为什么体力劳动工人、农民工才增加3.78%呢？我们要思考从2000年到2010年发生了什么。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国企改革，很大一部分市民离开了体力劳动群体。今天，从事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大多是农民工，而过去的体力劳动群体中城市户籍人口占不小的比例，农民工实际上替代了一部分原来在城市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农民工”这种称谓其实也有问题，他们实际上是最为典型的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最为基本的群体。中国目前是制造业大国，产业结构中体力劳动所占的比重还很大，在未来的产业进程中还需要相当数量的体力劳动工人来工作。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该群体会由于产业转型而有所减少，不过，中国离这样的转型还有相当的距离。
第三大变化是技术工人的变化。技术工人2010年占比为9.8%，2000年占比为11.2%，10年间下降了1.4%。为什么技术工人群体不升反降呢？技术工人亦称作中产过渡层，与体力劳动工人相比，最明显的差异是占有技术技能。技术技能是广大劳动者地位上升的重要渠道，普通劳动者可以通过技术技能的提升进入中产过渡层，进而进入中产阶层。产业的演进需要产业转型、产业升级、产业技术进步，而技术工人对于我国顺利实现产业转型是极其重要的，我国对高水平技术工人的需求极为迫切。但是，为什么我们用ISEI值测出来的居然是不升反降的结果呢？
我们知道技术工人大体上的社会地位分值集中在33~40分。如果我们按照国家颁发的职业资格技术证书数据去测量的话，技术工人的比例还将更低。笔者曾经提出我国劳动者技术地位上升受到阻碍的观点。一方面，中国技术工人队伍严重短缺，就业市场上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十分强烈；但另一方面，社会上对于技术工人没有给予充分尊重，技术认证、地位认证、地位准入、职业培训等均存在严重轻视甚至歧视。所以，如何实现劳动者职业技术地位的晋升面临重大体制变革。
第四大变化就是图2中“土字型结构”中新出现的“一横”，这部分人的ISEI值大体上是43~45分，2010年占比13.34%，2000年仅为2.9%，10年间增加了10.44%，增速惊人。这是中国中产阶层（或中产过渡层）变化最大群体，属于我们通常说的“白领”。社会学讲白领的时候，一般指四个阶层，包括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商业营销阶层和普通办公室人员阶层。那么，如上数据中增速最快的白领是从事哪些工作的呢？主要是购销人员、营业人员、推销和展销人员、办事员、普通办公室职员、普通行政办公人员、普通行政业务员、护理人员、幼儿教师、裁剪缝纫人员、环境监测人员等，这些阶层多属于白领中下层。从五普到六普，增速最快的是白领中的“经营销售人员”以及“办事员”。六普数据显示，这些白领群体中58.2%是农村户籍，即出身于农民家庭。农民或农民工通过奋斗积累了小资本，从事小本经营，有些是业主，有些受雇处于经营者的位置。经营销售为农民地位的上升开创了新的渠道，这也是今天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颇具进取心而积极奋斗、努力打拼、希冀向上流动的群体，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