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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五普到六普，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到“土字型社会结构”，我们在社会结构测量中发现了什么问题呢？笔者以为有三个方面比较重要：其一，中国社会结构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差异。其二，大城市和小城市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异。其三，同在一个城市里面，城市户籍居民和外来打工者之间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异。
第一个差异即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图3显示的是城市的社会结构。较之于“倒丁字型”或“土字型”社会结构，这个图形显然是不错的，属于橄榄型。也就是说，如果抽去农村不计，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当然，这里所说的城市专指中国行政区划确定的661个城市。这里计算的是城市常住人口，即在城市里居住满6个月及以上的就记入城市人口。比如，北京常住户籍人口仅1200万，常住外来人口还有1000多万，也是计入北京人口的。如果只看这个图形，似乎实现现代化了，社会结构也现代化了。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仅仅是计算了在我国城市中劳动和生活的人，而农村人口在实际社会运行中是不可能被剥离。
图4是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如图所示，农村还大体上是倒丁字型结构，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如果我们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跟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和发达城市去比，我们的发展水平不算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巨大的农村，农村人口特别是如果计算农村户籍人口的话，还占非常高的比重。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社会数据中心2013年的调查数据，中国城市户籍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27.6%（该数据经与六普数据核对是比较准确的），比我们以往所说的35%要低很多。笔者前一段时间合作写过一篇论文《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指出城市和农村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而且从发展趋势上看，两种结构的差异性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其中就分析了农村“精英流出”的问题，即越是高素质的、受教育高的、有较强经济活动能力的人，越是离开农村流往城市。从数据上看，城市“中产阶层”的增速明显高于农村。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也证明，尽管近年有所变化，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处于接近三倍的水平上。从外在表现看，农村的厕所、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到处飞的苍蝇等，一直为社会所诟病。农村真的需要现代化，特别是公共服务的现代化。
第二个差异即所谓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差异，以及东西地区的差异。关于城市分类，媒体界和房地产界有一个概念，叫做“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该称谓形象体现了城市之间的差异。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业库存比较多，为了去库存，最近一段时间释放了一些贷款来鼓励大家买房，结果没想到钱又都涌到一二线城市，房价持续膨胀，而三四线城市商品房库存依然如故。为什么呢？因为资本流动的基本规律，总是从利润率低的地方流往利润率高的地方。在市场竞争的局面下，大城市占有明显优势。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拨款的角度看，也是大城市获取资金的渠道宽广而小城市得到资金的渠道有限。今天对小城市的扶持依然存在相当多的壁垒，一个地方的发展最为核心的要素还是人才。但是从人才角度看，小城市明显处于劣势。一方面，不少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并不愿意去小城市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大学传授的现代产业的知识体系与大城市更为接轨，大城市的职业结构与小城市差异巨大，大学毕业生们发现所学专业在小城市里找不到相应的工作，又返回大城市的不乏其人。
接下来，我们从中产阶层变迁的角度具体看看我国的区域差异。我国大城市大多聚集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所以，东西的差异也体现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异。对于中产阶层，社会学历来比较关注收入、教育和职业三种测量，即按照收入划分的中产阶层、按照教育水平划分的中产阶层和按照职业划分的中产阶层。我们再把全国分成四个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暂且舍去中部和东北，笔者主要对比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异。这里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自2005年至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2005年到2013年，我国东部地区“收入中产”占比从53.3%上升到66.65%，东部“教育中产”从39.21%上升到55.91%，东部“职业中产”从40.92%上升到56.17%。整个东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崛起十分明显，这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中产社会的形成完全吻合。相比较而言，我国西部中产阶层则处于明显的萎缩状态。从2005年到2013年，我国西部“收入中产”占比从21.23%下降到14.37%，西部“教育中产”从25.30%下降到16.14%，西部“职业中产”从25.09%下降到17.22%。从图形上看，东部是一个明显的橄榄型和中产不断扩大的社会，西部则是一个“中产流失”的社会。
可见，中小城市和西部的社会结构问题更为突出了。中小城市和西部所流失掉的，恰恰是现代化素质比较高的中产阶层，也是中小城市和西部发展最需要的人，人才的损失是最大的损失。大城市的发展具有“循环累积效应”，而中小城市和西部的发展具有“恶性循环效应”，越是留不住人才，吸引人才的环境就变得越恶劣。
第三个差异即城市户籍人口和外来打工族的差异。如前所述，城市户籍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比例并不高，而在社会分层的测量中，社会地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而外来打工族或者我们直接称“城市农民工”，由于主体是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的“户籍农民”，人口总数巨大，难以做严格的统计，一般认为大约有2.6亿到2.7亿之多。图5是全国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结构，在这张图中我们暂时把城市农民工从数据中抽离出去。如果只计算城市户籍人口，我们已经是橄榄型社会结构了。但是，这种将外来打工族抽出去的算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打工族就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共同体之中，没有外来打工族的劳动，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就要停滞，城市众多的服务就会失去依托。
我们接下来看看如果单独计算外来打工族的社会地位，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从图6可以看到，农民工基本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偏下层的位置。如果我们进一步比较图5和图6，会发现农民工中虽然也有一些成功人士，但是比例很低。农民工中有一些营销人员和有技术的人员，ISEI分值在40~45分，我们称之为“中产边缘层”或“中产过渡层”，处于中间层与下层之间的位置，也可以勉强计入中产层。而分值在50~60分的，是典型中产层，农民工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总之，农民工的绝大部分的分值还是比较低的。
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如何使得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优化？”有个术语叫做“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指的就是打工族的社会融入。“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工转入城市户籍人口，实现“同城同权”，享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样的福利保障、养老医疗待遇。当然，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在职业位置上也能够进入中产阶层。笔者曾经研究过农民工如何通过劳动技能的提高、职业地位的晋升，而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问题。这也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