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曾说：有七样东西可以毁灭我们：“没有人性的科学”即其中之一。由于他远离工业化社会的生活方式，一般人对他这话不予重视，甚至可以认为是反科学、反现代化的取向。
实际上，科学的发展是不是一定造福人类，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提出是相当早的。20世纪初，工业化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发现科技的发达、物质的丰富，不一定给人类带来幸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证明了这一点。20年代后期美、欧各发达国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1929年开始的、几乎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垮台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丰富的物质力量并不一定造福人类，反而产生许多新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研究这些问题的社会科学开始蓬勃发展，主要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学。
一次大战战场上开始出现坦克和机枪的实用化，影响了20世纪战争机械化的潮流。
英国的科学家尤因（Alfred Ewing）是19-20世纪跨世纪人物（1855-1935），在他的晚年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同时也是机械工程师，有多种重要发明，比如涡轮蒸汽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研究破译密码，成功破译了德国的潜艇信息，把美国拉入了这次世界大战……他是热忱的科学倡导者，认为科学的定义就是不断拓宽人类知识的边界。每拓宽一个边界就照亮一个领域，使人类从黑暗中走出来。他甚至在宗教集会上对着很多教徒讲，只有宗教没有科学，这个世界还是会停留在无知的黑暗之中。
英国的科学家尤因（Alfred Ewing）
但是就是这位科学巨人在晚年说了一句话，经常被引用：“人类在还能够掌控自己之前就先掌控了自然，先具备了掌控自然的能力。这个事情将要引起不可预测的后患”。他看到了人类已经能呼风唤雨，可以有改造自然，甚至“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可是人控制不了自己，不知道如何运用科技成果。自然科学突飞猛进，而社会的适应能力远远落后于这一发展，使人类面临空前凶险的命运。培根说：知识是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拿来做什么？不一定就去做好事。如何运用这个力量，取决于人自己内心追求什么。
我最初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意想不到的文献上，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会长总结——他们每年发一个年度工作报告，开头都有一篇“会长总结”。我惊讶地发现，这些大基金会的“会长总结”气度恢弘，有点像总统国情咨文，而且水平和眼界超过某些总统。他们都是先从整个世界、全人类的现状出发，确定其发展需要，然后再决定下一年工作重点。30年代初的一份“会长总结”中就引了上述科学家尤因的话，着重提出这个问题。起因也是与大萧条有关——物质极大丰富并不一定造福广大民众。因此，基金会开始把以资助医学和自然科学为重点的传统，转向同时资助社会科学和社会改良的项目，而且出手很大，对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和法西斯主义得以横行于一时，特别是原子弹的出现，引起了更大的震撼。原子裂变是一项纯科学发明，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制造武器。二战中纳粹德国和美国谁先研制成功原子弹将决定反法西斯战争的胜负，从而决定世界文明的走向，所以如爱因斯坦等一批科学家曾支持曼哈顿计划，认为自己的贡献是有利于人类的。但是在两颗原子弹牛刀小试之后，表现出的空前巨大的、长远的破坏力震惊世界。于是有关的科学家们进行反思，拷问良心，为此很纠结。
日本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前后的照片
1945-194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会长总结”也反省了原子弹的问题，因为参加此项研制的那些大科学家，在学术研究关键时刻都得到过基金会的资助，尽管当时资助某项科研时做梦也不会想到其成果会成为发明原子弹的因素之一，这使得本来宗旨是“造福全人类”的基金会非常困惑。提出这个反省的当然不止他们一家，科学发展与人类的祸福的关系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能不能够给科学划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就不许再继续发展？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科学有自己发展的规律。而且由谁来划定界限？这又有回到以专制造成蒙昧的危险。
他们讨论的结论是科学本身没有责任。谁有责任呢？就是利用科学成果的人。所以要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要把人和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和改善的对象。一方面使人能够提高觉悟，加强自律；同时要有一种机制，迫使那些掌握权力的政治家们，以人的福祉为目标而利用科学成果，追求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而不诉诸战争，等等，这样才能够使得科学成果造福人类而不是造祸人类。他们的报告中充满了这样的话：“我们可支配的物质力量和我们能加以善用的能力之间严重失衡”“我们的政治机构基本上还是植根于18世纪的，而我们技术的突飞猛进却是20世纪的现象”“我们的社会正在日益危险地倾斜，智力发展的不平衡日益严重，已不容忽视” “我们科技的水平已经达到二十世纪，我们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制度还只停留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
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能否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因为科学的发展转化为生产力，变成工业产品是非常快的，而且越来越快。可是人类的伦理观念、社会制度的改变是很慢的，而且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沿着一条规律发展，各派理论争论一百年，也许才稍微有一点进步，总是赶不上科技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每一个时期都有理想主义者大声疾呼，但是理想敌不过现实利益的力量。
一项新发明出来之后不可抗拒地一定要用于生产。从市场规律来讲，有需求就有供应，使人的生活日益方便，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另外一个规律是激烈的竞争推动生产必须日新月异，于是为了生产而制造需求。最明显的是人们本不需要的光怪陆离的奢侈品日新月异。
手机厂商是否已成为“电子垃圾”的生产商？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日常遇到的电脑、iPad、手机、word版本，等等刚一用顺手，就出现新花样，迫使你不断更新，其实并不一定需要，而且带来诸多不便和浪费。这还是小焉者。更重要的是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治理环境当然也靠科技的发展，但是治污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新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污染速度。至今垃圾回收和转化问题跟不上大量垃圾的祸害就是证明。
还有国家权力的动力，就更加强大，最重要的表现是军备竞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人类休戚与共的领域日益扩展，但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所考虑的问题还是狭隘的国家利益，军备竞赛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力量。一个环境污染、一个军备竞赛是科技发展最大的负面影响。
诚然，现在人类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每年都举行有关的国际会议。但是会上各国根据自身的狭隘利益，争论很大，难以达成一致，更难付诸实施。从局外人来看，似乎争论的是各国的继续污染权，也就是力争少承担或延缓承担减少污染的义务。这就是狭隘的、短视的国家利益超过对人类的责任感。但是哪一个执政者能冒降低自己国家的发展速度、暂时削弱竞争力的风险，带头切实采取强有力的环保措施呢？单就一国的“国家利益”来讲，也是以短期的、少数人的利益换取全民的长期利益。
至于军备竞赛，更是人类一大恶性肿瘤。据说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已经发明了制造潜水艇的原理，只因为他对人类理性的不信任，自己把图纸付之一炬。后来的军事科学家就没有他的独立性和自制力了。二战以后大国之间不知有过多少轮裁军谈判，达成无数个限制军备的协议，结果我们看到的是武器不断更新，当初投在长崎和广岛的两颗原子弹比起后来层出不穷的新型武器，已经微不足道了。艾森豪威尔离职时的名言“军工复合体正在左右美国的政治”被一再引用，同时也不断地为事实所证实。岂独美国为然！
上世纪60年代美苏两大国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核战争将无赢家，正是这种清醒的认识才保持多年“冷战”而没有发展成“热战”。但是与此同时，各自仍然不断研制日新月异的武器装备。核大国达成的核不扩散协议被一再突破。不管是核还是其他高效杀伤力的武器，如何保证永远控制在头脑清醒的人的手里？负责任的领导人背后都有广大民众的身家性命，使他们必须谨慎从事，可那些亡命之徒呢？还有谁能保证不再出现希特勒那样的疯狂的国家主义者呢？
1968年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各自然科学学科的师生联合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出“当前科技知识的滥用是人类的生存的一大威胁”，号召MIT和全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团结起来反对美国政府的危险的政策，争取“更加负责任地利用科学知识”。具体内容包括：以批判的态度审议政府在科技领域的政策；设法把科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重点从军事技术转向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把科学家和工程师组织起来，使他们关于科技为人道的目标服务的要求能体现到政策中。
根据这一声明，他们于1969年建立了“关心科学工作者联盟”，发起了“科学为人民”的运动。这个运动最开始主要是针对美国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和发展洲际导弹，大背景是当时高涨的反越战、反核武器、反环境污染的群众运动。“科学为人民”运动与此方向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是在多次“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他们的意见，指责体制内的美国科学家过度依赖政府，为政府的需要服务，而丧失独立性，违背了科学的良心。
在这种会上往往有政府官员作为嘉宾讲话，他们多次受到“科学为人民”的成员打断、当面指责，有时被迫中途退场。这个运动大体上活跃于1970-80年间。后来内部出现分歧，或因对激进的方式、或因对问题的重点，有不同意见；还有深入下去涉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造问题，等等，分歧更大。随着越战停止，形势变化，这个运动也逐渐消亡。不过就环境方面而言，汇总为“可持续发展”的命题，成为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而科技用于军备，不但没有得到遏制，仍愈演愈烈。
随后，美英等国又出现新型的公益模式。与上一轮运动的反体制性质不同，这一轮是政商学精英为主导，出于深切的对现有社会的危机感，提出以改革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方案。其他方面姑且不论，这里只谈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提倡“负责任的投资”，也就是在开始投资一项产业时，不仅要考虑利润前景，首先要考虑社会效果是否有益于民众的福祉。在以创新为口号，加速度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当然涉及新发明用于何处的问题。他们列入“不负责任的”投资有烟草、高度污染环境而得不到有效处理的产业，以及杀人武器生产，等等。我曾问过这类公益组织的一位负责人，这种努力有希望遏制军工生产吗？他坦率承认前两项可以有进展，就是军工生产需求太大，目前还没有办法。
总之，人类过早掌握了毁灭的手段，而教育、智慧、良知、创造性的思想都跟不上，二者竞赛，谁个领先，现在还看不出有利的答案。
这些老问题还未解决，又出现新问题——人工智能。几年前我听过美国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一个报告，他说我们好像坐在一辆加速的火车上越跑越快，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前面的目的地是什么，这很恐怖。最近，上海科普学家江晓原发表一篇文章：“为什么人工智能必将威胁我们的文明？”提出的问题更加严重。撇开他提出的更长远的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不谈，最现实的近期威胁，一是大批失业，二是失控的军事化。（详见《文汇学人》2016年7月29日）。前者很好理解，大量的工作，包括一部分脑力劳动都能由机器代替，所淘汰的人力与工业化时期是无可比拟的。关于军事化。过去对于发动战争的制约力量是“我方”也要付出牺牲，因此需要计算力量对比是否值得。如果有一方人工智能军事化遥遥领先，完全用机器代替，己方可以达到零伤亡，这种诱惑力更难遏制，后果难以设想。
至于克隆人、从试管婴儿发展到脱离母体的孕育胚胎……种种过去匪夷所思现在可望实现的“新发明”，不知伊于胡底，对整个人伦观念可能发生的颠覆性后果，若干年后，人将不人，这些，人类都准备好了吗？
这些考虑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百年来有识之士的忧虑的延伸：人文思考、人掌控自己的能力赶不上科技创新的能力。对社会的弊病不可能发明一种像盘尼西林这样的特效药，也不可能制造出什么精神原子弹来对付足以毁灭人类的各种武器，非理性的权力野心和利益诱惑与飞速发展的高科技相结合将把人类引向何方？思想先驱和仁人志士的奔走呼号能与之相匹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