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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在谈自信之前,还是先谈谈自省吧(2)

核心提示: 在担任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首任主席之前,汪涌豪为大众熟悉的身份,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这位一直在大学校园里从事古代文学和美学研究的书生,撰写过《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老子一百句》《中国游侠史》 等多部著作。潜心于学术研究,又不忘情于社会,对学术走向大众,抱有一份学者的热忱。如今成为上海文艺评论界领军人物的汪涌豪,依然保持着直言无隐的品格。批评的背后,是对文化的热爱。在他看来,有敬畏和有诚意的文艺批评,正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信。本文为汪涌豪解放日报第72届文化讲坛上的演讲。

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秉承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

当然,我们也体会到,由于存续久远,又与专制政体配合,传统文化也存在糟粕,有时甚至它的一些优点,同时都伴随着缺点。

比如说,儒家既讲“仁者爱人”,又期待“天下归仁”,但其实孟子自己都承认,儒家“不遍爱人”,并不是普遍“爱人”,而是以“亲亲”为大,“亲贤”为急,又严分等级尊卑。所以,一方面“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方面又讲“必也正名”,这里面有很多矛盾。

再比如说,前面讲过儒家区分“义”和“利”,但是区分得过头了,把“义”抬得太高,把“利”压得太低。你会相信一个人没钱可以过日子吗?不行的。按照儒家讲的“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己者为乱世”的逻辑,那么就等于说,今天某些时候,在某些地方,人们生活在乱世中。如此截然对立两者,也是有失偏颇的,未可全信。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明白,公利要讲,私利也要提,“利”如果完全不跟个人挂钩,也是不行的。《史记·货殖列传》里面专门讲“利”的重要。但中国传统文化老是打压“利”,士农工商的“四民”等级之分把商人作为最低贱的。长此以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迟滞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延缓了。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以中庸为至德,注重的是臣民的意识,而不是公民的培养。它希望每个人注重自己的德行,形成一个君子社会。但事实是,文明的养成固然需要道德力,更需要制度力;需要“君子社会”,更需要法制社会。在中国这样有几千年文明积淀的国家,传统的“伦理文明”当然应该传承发扬,但一种能将人带入更理性、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文明”更应该花大力气建设。

还有,它讲求“为仁由己”,“推己及人”,又重视恻隐与慎独。意思是不管别人看不看得见,都不能做坏事,标杆提得很高。能做到固然不错,但这些东西讲的都是一个人私德的锻炼,公德却是被忽略的。梁启超《新民说》就曾指出,“儒家私德十有九,公德一焉。”类似的话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都说过,美国人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中将“缺乏公共精神”视为中国人的特质,说的也是这一点。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们上海,有的上海男人夜班回家还要把家里的橱擦一遍,但他一出门就随地吐痰。他私德很好,绝对服从太太,(全场笑)但他绝无公德,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正如东西方文化都存在着与现代化对接的问题,传统文化也需要向现代转型。文化自省,就是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所秉承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对其以往发展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充分的认识,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化自觉的关键,更是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前提。

在众声喧哗的世界,中国应该发出独立清晰的声音

对一种文化来说,有没有自省,善不善于自省,是不一样的。就像生活中有些人,善于自省,意志力强,个性独立。因为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完整的道德世界,所以他即使独立于人群之外也能安之如素,稳定地朝向既定的兴趣和方向。

一种富有自省精神的文化,知道自己的使命与目标,自我认知明确,成就意识强烈,也能显出从容自信、大气谦和。不管风往哪里吹,既能领袖群伦,也能高自崖岸,不会为来自异文化的非议或误解而焦躁不安,不会轻易否定自己。相反,在时时返本的同时不忘开新,并能够开新。这就是文化自信。

在全球化日渐深入的今天,我们任何的言说都无法摆脱全球化的背景。可人们也看到,事实上发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文化”都是单向度的,中国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人家的文化进来了,我们的文化根本没出去。强势文化以不容争辩的姿态充当文化的“掠食者”,美国就是这样,这使得所谓全球化实际成了单一社会模式的普及化,以致当弱势一方投身于交流,会发现只能用别人的语言说话,哪怕讨论自己的问题时也是如此。

所以,我的第二句“格言”就是,人再没有比张口说话更容易沦落为他人的了。“翻译”一下就是说,我有自己独一份的丰富的经验,但为了要让你明白、让你感动,我只能用大众都懂的时髦语、广告语,甚至行话、官话、套话来说。虽然,这样别人一听就明白了,但这样一讲,自己的声音就不存在了,你自己就不存在了。所以,不讲话的时候我很充足,我一旦开口讲话就觉得无限寂寞。(全场笑)这个话其实不是我说的,是鲁迅的格言。

有鉴于此,德国学者裴德思说,中国接下来最大的挑战不是在经济、人力资源上与西方竞争,恰恰在于中国能否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世界的历史中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上,中国应该发出自己独立清晰的声音,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新驱动者”。

这里所说的“中国人的方式”,当然是基于中国人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这样讲不是要别人以我们的文化做发展的起点,而是说我们不能一味追随模仿,在亦步亦趋中迷失了自己的终点。因为那样的发展天然具有派生性,注定不可持续。而这,就是我们必须有文化自信的原因。

征服丑陋的过程,就是由自省达到自信的过程

当然,对文化的任意曲解、贬低与文化自省都不是一回事。这里说回我的专业——文艺批评。

上世纪90年代,有几位画家画艺不见高明,主题也很单一,但因所画人物一律穿中山装,不是光头,就是板寸,不是表情呆滞,就是咧嘴傻笑,在国外很受追捧,还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外国人为什么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它很符合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近100年来,基于欧洲中心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中国的形象一直被某些西方人败坏与丑化,他们嘲笑中国人是留辫子、裹小脚、吸鸦片、既狡猾又怯弱的群氓。可能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能够翻身了,但你看这次奥运会加拿大记者是怎么对中国运动员出言不逊的。可见,把中国异类化的行为到今天为止还没完全改变。

那些画家可能想以“政治波普”的方式,表达对过去年代中国社会的某种讽刺与否定,但由于态度不庄敬,充满玩世与泼皮的调调,后来有批评家干脆就将其哄抬为“玩世现实主义”、甚至“泼皮现实主义”,进而称其为“中国新艺术潮流的代表”。

我认为艺术是可以表现丑恶的,但丑只有首先被作者征服以后,才能收容于艺术当中。这种征服的过程,就是由自省达到自信的过程。而上述艺术家的作品在我看来,不是对文化的自省,而是自污。

现在的全球竞争已进入到文化竞争的时代

最后我还想说,一个国家的文化质量决定了它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不能封闭,要开放,向国外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做到文化自省与自信太重要了。

与历史上其他崛起的大国不同,中国是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就获得大国地位和影响力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必定会在自省和自信两个方面——其实是一个方面——接受更多的考验。我们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接受这种考验,不断自省,使自己的文化越出固有的边界,最大程度地具备与其他文化的相关性。

不要老是说自己的好,强调自己的独一无二,难道这独一份的东西只适合于中国人吗?不是的。如果你的文化足够好,天然就具备和别的文化的相关性,开发这种相关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文化能从核心处供给人以信仰。继资源、资本、技术、人才与信息的竞争以后,现在的全球竞争已进入到文化竞争的时代。基于人类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本质上说更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人们分享各个领域获得的经验,其实就是分享各自的文化。所以,经由深刻的反省,由自省走向自信,必能使中国在21世纪更多具有文化色彩的大国崛起中占得先机。

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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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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