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马勇 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
自从中国经济获得很大增长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好像越来越多，结合多年前亨廷顿“文明冲突”假说，许多人以为中国文明真的与西方文明发生了冲突，文明的冷战似乎已经开始。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真实。即便西方与中国真的存在着冲突，肯定也不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而是现实层面的利害冲突，中国文明不会与西方文明冲突，是因为这个文明从接触西方文明以来，就以一种宽广的胸怀包容、接纳这个新的外来文明。五百年来，除了极个别案例，中西在文明层面和谐相处优势互补，中国文明已经吸收西方文明不少了，西方文明也从中国文明中获得了不少养料。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的清醒估计，这是中西文明交往五百年的基本面。
至于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中西文明冲突的感觉，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来由。来由是有的，主要就是我们现在对中国文明的解释体系有问题。我们已有的解释将中国文明基本上妖魔化了，将一些原本是中国文明的东西推给了西方，然后又有人引进过来，以为是西方的东西，甚至有人以为是西方的政治阴谋，是分化、西化中国的企图。政治层面是否具有这种因素我们不掌握情形不敢说，在学术上我们可能真的存在这些问题。
说个最简单也最有争议的问题。我们现在政治主流、学术主流都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的政治阴谋，因而是不可接受的。西方怎样用普世价值西化、分化中国，我不知道，我知道这套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独有的，至少不少西方人单独创造的，其价值主体或主导的方面实际来自中国，是中国文明“强加给”世界、“强加给”西方的。
在十六世纪之前，不论是从中国文明的立场看西方文明，还是从西方文明的立场看中国文明，似乎没有人认为西方的高于中国，直至十八世纪，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赞美仍然不一而足，无须例举。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期，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发生改变，中国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中似乎也渐渐失去了先前的优势。西方人开始用野蛮、愚昧看中国，中国文明也在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鸦片战争之后渐渐失去自信，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谓向西方学习，以及稍后的“中体西用”，如果从文明史的层面去解释，都是中国文明失去自信的表征。
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依然坚守“中体西用”的立场，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文明失去了自信，其实另一方面恰恰说明中国即便在许多方面已然落后于西方，但在文明的层面似乎依然坚挺，依然自信。所以中国在经历持续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文明仍然能够重回世界主流，依然很自信地指导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摧残的西方不要只重视物质的生产，还要注意精神的层面，还要注意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问题。
这就是张彭春在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告诉西方的中国道理：仁者爱人，不仅是孔子的教诲，是中国人的生命信条，而且应该成为全世界共同遵守的信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人将中国文明的基本思想“强加于”世界，变成了所谓整个人类的“普世价值”。
这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我们应该重构中国文明解释体系，不要将许多原本中国的东西解释成外国的，或者西方的。我们或许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没有达到先贤往圣的期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张扬中国文明的世界性贡献，不必畏惧那些“出口转内销”的文明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