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在几年前，全世界都聚焦中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改革开放30年经济奇迹是如何取得的，“北京共识”似乎大有可能漂洋过海、成为拯救贫穷国家的新圣经，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似乎也不再有任何悬念……
然而，兴奋尚未远去，2008年金融危机不期而至，就在很多人以为“4万亿投资”计划已经帮助中国成功稳住经济之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才刚刚渐次显露。中国或许陷入了自1978年以来对经济前景最为忧心忡忡的时刻：经济下行压力不减，个别省份财政收入掉头向下，地方债务泰山压顶，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资产价格日益膨胀……
正如所有的追赶型经济体——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典型——所曾经历过的那样，高速增长总有难以为继的时刻，之后将是艰难的调整期。能顺利度过调整期，成功完成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的国家屈指可数。因此，处于这“关键一跃”的特殊时刻，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何去何从，引发公共政策界旷日持久的关注和讨论。
在此背景之下，唐杰的《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适时出现。作为经济学博士、曾访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富布莱特教授，唐杰无疑有着专业、开放的宏观视野；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的前副市长，唐杰多年的一线经济发展实践，又使其对宏观经济拥有不同于一般研究人士的理解。
在唐杰看来，持续数年的隐性经济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僵局，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决断来开启中国经济的深度调整；“拖”与“稳”并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可能引发债务泡沫破灭……
访谈
过去中国做对了，现在有可能做错
经济观察报：你在本书中对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核心的解释是，中国抓住了人口、投资和全球化，这样“三个红利”，这是个非常经济学的解释。但实际上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讨论中，很多人不仅仅是从纯经济学角度探讨，比如北大的姚洋教授提出了“中性政府”的观点；当然张五常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地方政府竞争论”；至于诸如“邓小平做对了什么”这样的提法就更多……核心都是指向政府、政策、体制在这轮高速发展的角色，你怎么看？
唐杰：我是接受这个前提的。中国在35年内发展到如此高度，肯定有政府做对了的原因，我在本书里想表达的是：过去，政府在一些有利条件下做对了，现在则有可能做错——条件发生变化了，假如认识不到，就可能会做错。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之一。
写作过程中，肯定涉及到中国这30年经济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因此，我花了一大段写改革——这就是“中国做对了什么”：因为改革了，才可以获得“三个红利”。现在，“三个红利”逐渐消失了，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加大与深化市场化改革，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二个意思。
第三，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成就是不是奇迹，世界范围内很多人持怀疑态度。但中国奇迹是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到的：经济增长时间如此长、变化如此大，同时伴随着人均收入的实际大幅增长——这是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在诸多领域有了重大突破，已经具有了很典型的现代意义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经济总量增长。这是奇迹的根源。
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思维定式：将经济增长率当作政绩，好像高增长就证明了我们正确、就证明了我们的体制优势。如果按这个逻辑，现在经济增长率降低了，体制就没优势了吗？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在这个悖论下，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了。
简单地以经济增速高低论优劣，往往什么都说不清楚。增速上去了好、下来了不好，结论就是很滑稽的越快越好。目前拉美经济，如巴西等国陷入经济衰退，大家肯定认为不好；而真实的判断根据应当是，高增长率降下来之后，用得钢筋、混凝土更少，能耗更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那当然是好的；如果增速下来了，全要素贡献率也下来、甚至下得更多，那不就是“康乾盛世”的一地鸡毛吗？（“康乾盛世”在中国农业社会应该是做到最好了）“康乾盛世”化成一地鸡毛，就是增长过程高度依赖于人口和土地的增长。现在时代变了，中国可能又面临一个新的局面，回头看，发展非常好；往前看，一个新的浪头又来了……
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是：追赶发达国家，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5年，但还没消除追赶过程的“剪刀差”。所谓“剪刀差”就是，尽管经济增速高，但总量规模主要是靠人多加起来的，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绝对差距还在明显扩大。比如，1980年美国人均GDP是1万美金，中国人均只有300美元，是美国的三十分之一；现在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五-六分之一，但相对于美国人均接近五万美元，我们是人均8000美金，绝对差距从10000美元扩大到了近四万美元！我们在短期内不可能在质量上追上发达国家。认识到这一点，就要调整姿态，从百米冲刺换成马拉松长跑。这个追赶过程，可能还会持续50年、甚至更长。
经济调整的方向需要政治决策
经济观察报：在“三大红利”消失、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似乎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通过紧缩来推动结构调整，另一种是主张短期内还要靠投资和刺激政策保增长；另外，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对于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多了起来，你怎么看？
唐杰：5月10号《人民日报》发表的习近平同志讲话《新常态是个客观状态，没有好坏之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意味着把经济增长速度高低与制度优势论脱钩。过去三十多年政府做对了，推动改革开放，抓住了“三个红利”，加上中国人民吃苦耐劳，我们实现了10%的高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劳动力不再便宜了，人口老龄化开始了，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我们经济增长率走低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拉美式的——不断消费，越消费越多，没钱了就去借；另一种可能是中国要遇到的——投资率不断上升，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坏账不断增加，经济最终趋于停滞。当然，很多经济学家并不赞同世界银行创造的这个并不很严格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按人均GDP衡量，中国已经跨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应当避免对不严格的概念做严格争论，但可以这样来提出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七十多年，很多发展中经济国家和经济体都经历过高速增长，但真正完成了追赶、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成功案例很少。为什么？因为发达经济体增长虽然慢，但是持续增长。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快，往往不可持续。发达经济体慢增长可持续，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由此，出现了经济增长中“龟兔赛跑”，兔子跑得快却追不上龟的悖论。
未来中国要从兔子变成龟，解决技术进步能力低下、投资边际收益加速递减的问题，要通过提高经济素质、劳动力素质，提高教育水平，要把劳动力从平均初高中水平，达到大学水平，推动产业技术和组织创新，用创新和高端制造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经济结构的动态升级。
举个例子：上市公司换董事长后，常干的一件事，就是把财务报表中的坏账全洗出来，利润大幅下滑，当期业绩很差，公司形象可能不好，却会创造一个扔下包袱、低开高走的效果。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有些相似，就是要扔下包袱、敢洗坏帐。
曾经很长时间，我们并不很清楚，“三个红利”对我国高速增长的意义，现在也不太愿意承认这个问题，拼命顶着不让增长率掉下来，已经出现了很突出的投资边际收益加速递减问题。
我做了一个并不复杂的经济统计，比较了过去五年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及全国投资率和R&D（研究开发支出占GDP比例）的变化。深圳、北京、上海的投资率是下降的，广州投资率略有上升，天津和全国平均率投资率到了80%，重庆到了98.5%。投资率的倒数是投资效率，比较的结果更加直观，北京、上海、广州平均一块钱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生产3块钱的GDP，深圳是5块钱，天津和全国平均水平1块钱投资带来差不多1.3块的GDP；重庆只有1.01。再来看R&D,京深沪在大幅上升，明显高于广州、天津、重庆和全国平均水平。重庆的R&D还在下降，已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什么是中国的一线城市?不是速度，是质量，是用创新创造了更高投资收益的城市。我们得到另外一个结论，高固定资产投资率与低R&D的组合就是要淘汰的传统发展模式，因为这样得来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有一种错误的倾向，把总需求管理的“三架马车”看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把凯恩斯当作马克思，这是很荒唐的。改革开放35年的经验恰恰相反：改革开放是什么,就是供给侧改革，加入WTO就是供给侧改革。
经济观察报：这个，怎么理解？
唐杰：消除制度性障碍，让所有的创业和创新得到回报，就是供给侧改革。中国两次大的改革，1978年改革开放和2001年加入WTO，就是供给侧改革。因为WTO实际上解决的是整个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成本的迅速下降。加入WTO前后，大家都担心开放会把中国很多产业冲垮。结果，除了大豆产业，没看到哪个产业被冲垮。
中国经济从2008年前后开始至今，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经济增长速度愈发地平稳。先稳定在9-10%不动,现在是稳定在6-7%，仔细想想这其实是很可怕的,如同人的心律是一条水平线！我们要打破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危机表现的传统观念，认识到经济危机的积极作用，清除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企业。只有不断地淘汰落后，新技术才可以发展。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同期性出现，如同心率上下波动，是健康而不是有害。
经济增长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一项新技术、新产业出现时，投资会蜂拥而上，投资过剩、产能过剩也使得新产业规模迅速崛起，技术创新不断深入。大浪淘沙，落后的技术、落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真正优秀的才能留下来。现在回头看，2000年的美国股市互联网泡沫破灭了，但数字革命没结束，出现了一波又一波技术和产业创新。可见，从繁荣到衰退的调整幅度越大，无望的企业退出越快，经济触底反弹就越快，长期经济发展就越健康。
如果我们真能认识到，经济繁荣和衰退对产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认识到经济周期的重要功能是淘汰落后，自然就会联想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的积极意义，就会看到对经济增长减速的容忍程度，为什么经济增速6.5%是合理的？降到5.5%就不合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个政治判断！
回顾历史，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总理从1994年开始调整，一直调到2001年加入WTO才结束。两相比较，目前我们的调整还没真正展开，还在拖。中国这轮大调整，需要做更大、更艰苦的努力，要做好熬的准备。我们要有清醒认识：越不敢去产能，拖着、留着，可能拖出办法，但也可能拖垮了,未来的麻烦就越大。不拖，就要采取汪洋同志在广东提的“腾笼换鸟”。这就要做两手：一手是放手调结构、去产能；另一手是做大规模的培训转岗。因为结构调整意味着大量就业岗位永久消失了，要让劳动者掌握新的知识、技能，为进入新产业做好准备，而不能让他们滞留在过剩产业里。
比如，中国现在钢铁年产能是8亿吨，在北京周围方圆五六百公里内就有6亿吨产能。谁都知道未来中国再也不需要8亿吨钢铁产能，有四、五亿吨钢铁产能可能永远要被淘汰掉。假设1亿吨钢铁产能直接就业人数是50万，带动相关就业100万，淘汰五亿吨钢产量，会减少就业六七百万。怎么办？让他们呆在钢铁厂里不失业？结构调整就有结构失业，失业要有失业救济，要保证失业培训，要推动再就业，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现在保增长不能和保就业挂钩。要反过来，加强社会保障，加大培训和再就业。没有完善的社保制度，政府就害怕失业、就不敢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