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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简单可复制与反现代性的吊诡
提出上述八点问题不是拆台、找茬，更不是“判教”，搞“大批判”。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提或者不提，它们都在那里。提出来可以改进，不提出来只会更糟。
提出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在问难谁，还不如说是儒学教育界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儒家向来勇于自我检省，三省吾身，日新其德，还没有弱到讳疾忌医的地步。这些问题也不只是我个人提出的问题，而是很多儒学界朋友共同发现的问题，提出来只是为了引起讨论，促进发展。
当然，我既然提出来，如有错误，责任都在我个人。我在这里的发言也只代表我自己，与儒学研究会的立场无关。我与任何人素无私怨，只是事关经典教育大事，不敢不尽言。
清末废科举、民国废读经科以来，经典教育命途多舛。今日重提读经，应该怎样做才有利于良性发展？儒学界应鼓励多种探索，也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问题，自我批评，改正偏差。
儒学界的自我批评不是打倒读经，而是帮助读经。如果儒学界内部不发展良性的自我批评，不敢自我反省，发现问题也不讲，等到问题闹大了，官方出来取缔了，媒体开始讨伐了，整个儒学界都会受连累，圣贤经典也将再次遭受误解和污蔑，我辈岂不是儒学罪人、乡愿小人？哪里配得上“儒士”之名？
所以，在今天这个严肃的儒学大会上，我想提出这些问题，分享一下我和一些儒学朋友的困惑，希望能引起讨论，交流看法，推进读经事业的健康发展。
读经的意义自不待言，功德无量。但如何读经却值得思考、实践，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方式方法。
目前读经运动的关键问题集中在“背诵”。时间有限，我只集中谈下“背诵”的问题。背诵毫无疑问是非常有效的经典学习方法，我从小就自发地热爱经典背诵。我出生在文革后期的农村，几乎在文化荒漠中长大。我如饥似渴地背诵能找到的任何美好的句子。我从小的语文成绩和作文成绩得益于我爱好背诵的天性。
然而，在接触了一些读经运动实际情况之后，我开始思考一个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奇怪问题：究竟什么是背诵？这本来不是问题，然而读经运动的独创教法逼使我不得不思考如此奇怪的问题。
我听过一些读经学生“背诵经典”。我发现这些孩子不但不懂所背的文句是什么意思，而且甚至不能清晰地读出他们自己所“背诵”的句子。他们只会用一种非常快速而模糊的发音去重复那些似是而非的音节。你甚至很难区分他们“背诵”的是中文经典还是英文莎士比亚或梵文佛经（后者也是被要求背诵的，而且竟然是在不认识字母的情况下要孩子“背诵”）。
你如果要求他们缓慢而清晰地背诵，他们就一句也背不出来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提第一句，他可以快速而模糊地“顺到”到最后一句，但如果你从他“会背”的经典中任意抽取一句，问他下半句是什么，他就答不上来了。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背诵，而是一种类似于摇头丸效果的摇滚rap。我从小就背课文、背英语，大学以来也背诵过儒道经典。背诵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但那些孩子用一种极为快速而模糊的发音“嘟嘟嘟嘟”地摇滚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些被迫记住的毫无意义的音节组合。
这种所谓的“经典背诵”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十年之中不允许读任何其他书籍，不学其他课程，直到这个孩子可以在摄像机前连续“嘟嘟嘟嘟”地“背诵几十万字的经典”（拍摄背书视频是他们的考试方法），实际上是要他重复几十万个毫无意义的音节组合。
他因为不懂这些音节组合是什么意思，自然无法清晰地说出其中的任何一句话，更不可能在将来需要的时候引用经典文句。
我见过一些曾经在读经学堂“背过几十万字经典”的孩子。一个月不复习那些音节组合，他们就忘记了。当然，我接触到的读经学生有限，可能会有更优秀的学生，真正能清晰明白地背诵经典的学生。
不过，可想而知，太过功利性的、强度极高的“背诵目标管理”会把一个孩子弄成什么样子。一月背多少万字，一年背多少万字，三年背多少万字……每背下来一本就及时录像保存，作为“包本背诵”的证明，然后冲刺下一本，等到下一本背完，前一本早就忘得精光。
而且，在这些年中，一本一本的包本背诵录像成为唯一的学习目标。如今，遍布城乡的数千家读经学堂都在夜以继日地倒计时，驱使学生狂热背诵，明确的目标是录制包本背诵视频，以便有资格升入一个书院听“解经”。
这些学生被要求每天诵经八小时以上（我见过因此落下哮喘病的学生），普遍处在一种非常癫狂的状态。我去过这样的读经班现场，其紧张程度和无意义指数远超高考题海战术。高考复习做题虽然紧张，还略有智性愉悦，毕竟做题是要思考和理解的，而不许理解的机械音节背诵则是彻底无意义的事情。
对于这些读经学生来说，经典的丰富意蕴都是锁闭的。别说十年，恐怕三五年下来，多么聪明的学生也会变傻，多么热爱经典的学生都会心生厌恶。到那时，恐怕你给他讲解经典，他也没有能力听懂，或者没有兴趣听了。
当然，天性好学的学生会因此激发出更加强烈的求知欲，想一探究竟，那些背了几年的经典文句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经过多年的智力发育停滞和与世隔绝的封闭读经，他们能理解到什么程度仍然是不容乐观的。
第一批经过多年背诵的孩子已经在接受解经教育，他们几年后即将毕业。按照读经运动的宣传，他们中将诞生一批圣贤君子和经学大师。读经教育的结果即将揭晓，成千上万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都在等待最后的惊喜。我自然也希望从中诞生大师，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我更担心的是，如果结果令人失望，那些曾经的狂热支持者有可能会被激怒，转而过度批评读经运动，甚至否认读经的意义，加上蓄意攻击传统文化的大众媒体推波助澜，有可能出现崩盘效应，给整个传统文化复兴事业带来负面影响。我已经见到一些读经家长开始对读经运动的结果表示焦虑。
宗教化的发展模式总是难免信徒信心的变化问题。儒学教育下学而上达，发蒙而疏通知远，本来就不应该建立在这种宗教化的宣传和“启蒙-启示”之上。这种宗教化形式的蓬勃发展必然只是传统文化复兴初期的现象，未来一定会复归平正，气象正大。
这种貌似背诵而实非背诵的经典教学方法无疑是荒谬的，并不是儒家传统的读经方法。我见过一本经典背诵教材的序言中，编者明言：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或者会按下复读机power on/power off的人。如此明显荒谬的“读经方法”为什么风行全国（保守估计有几千家读经学堂，遍布城乡）？只能归咎于传统文化土壤的贫瘠、教育生态的畸形。
读经运动的产生，诚然是出于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尤其是对现代体制教育的反动，但吊诡的是，读经运动本身很可能是一种现代性病症的体现。
读经运动的推动者反复宣传读经是简单的，无需理解，只需背诵，起初很可能是出于师资缺乏的无奈之举。但当他们发展简单可复制的连锁模式的时候，简单化、数量化、标准化就成为一种现代快餐企业的必备商业技术了。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是多么困难的一个话题。所有现代性的批判都有可能走向其初衷的反面。
十多年来，我自己也一直在探索在当代社会实践经典教育的现实可能性。道里书院、同济复兴古典书院也是问题重重，教训多于经验。其中最基本的一点体会是：现代性批判不宜采用现代惯用的运动形式、革命形式、非此即彼的激进形式，而应该回到因势利导、潜移默化的古典品格，用保守的态度做保守的事业，不要用激进的态度做保守的事业。
“君子闇然而日章，小人的然而日亡。”千百年后，千百年前有的仍然有，千百年前没有的仍然没有。现代性的激进和喧嚣不妨当戏看。读经运动作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亦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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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蒙”、“包蒙”：从内部转化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
所以，我想回到起初的话题：《易经》所谓“发蒙”、“包蒙”的教育如何可能？“发蒙”意味着因势利导的道路探索，“包蒙”意味着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放弃儒学的批判性，保持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但不激进地对抗和抛弃，而是进入它，从内部转化它，可能是“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未来的任务。
两年前，我在云南支教的时候，给腾冲一中的师生做过一场“体制内外相结合，提升国学读经品质”的演讲（后以“现代社会的古典教育”为题发表在《文化纵横》），曾讲过这个意思，今天有必要在更新的问题脉络中继续推进。
现代国家的公民培训、现代企业的劳动力培训是现代教育不可消解的基本目标。儒学教育的批判性并不体现在反对现代公民培训和劳动力培训，而体现在不满足于把教育降低为纯粹工具性的培训，从而丧失“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以及由此导致公民培训的败坏、劳动力培训的异化。
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社会建设实践，其批判性体现在对工具化培训的抵抗，其建设性体现在：通过对工具化培训的批判，而且是通过一种渗透到现代培训体系内部的潜移默化式的实践批判，帮助当代社会把“工具培训”提升为“人的教育”，从而取得更好的培训成果。
只有通过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培养出“人”，现代国家才能培训出真正自由的、自我负责的、有德性的公民（现代所谓“自由”根本配不上真正属于人的自由），而不只是低质量的“守法公民”；只有通过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培养出“人”，现代企业才能找到真正自由的、幸福的生产者，而不只是“能创造财富的人力资源”。
以一种批判的姿态介入当代社会，儒学教育反而能更好地帮助当代社会。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儒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形象。在每个时代，儒家都是不合时宜的诤友。帮助你，但不讨好你。批评你，但是爱你。
因此，对于弊病丛生的现代教育体制，儒学教育可以而且应该保持批判性，但不宜像读经运动那样对此采取一种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态度，谋求完全脱离现代国家公民培训体系和现代企业所需的劳动力培训体系，另起炉灶，用一种与世隔绝的形式做全封闭全日制的纯粹经典背诵班。
这种模式的危险在于，它的初衷是为了对抗现代性，但结果恰恰可能变成一种现代性，而且是畸形的现代性。
我相信读经运动的倡导者是诚恳热情的儒家同情者和志向崇高的教育家，但我希望他们多一些冷静的理性，多一些自律，加强读经学堂和老师的监管，不要再宣扬“教育简单论”、“读经学堂谁都可以开，读经老师谁都可以做”的不负责言论，不要为了追求数量扩张而降低品质，辱没斯文。
我相信儒学经典本身有抵抗畸形现代化的能力，但当代儒家有责任看到危险的可能性。尤其是当这样一种决绝地反对现代教育体制的读经运动拥有了成千上万追随者、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时候，我宁愿冒着说错话的危险在此提出我的担心。
我衷心希望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今天的发言完全是错误的。如果我的担心不属多余，发言尚有可取之处，我希望儒学界能负起学者应有的责任，帮助读经运动拨乱反正，走上正轨。如果有更多学者能行动起来，向读经运动的倡导者学习，效仿他们投身基础教育的热情和勇气，探索多种可能性，为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奉献自己的学识，就更好了。
十多年来，我也做过很多形式的探索：读书会（包含线上线下）、会讲、讲座、论坛、工作坊、大型系列课程和小型特色课程（以十三经为主，涵盖经、史、子、集选读，以及书画、中医等修身内容）、国学师资培训班、少儿古典班、经典研究丛书出版等等。我们的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成人也有小孩，所有活动都是公益的。
我总是首先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普通读书人和教师，其次才是学院的学者和教授。“普通”是社会的和人类的，“学院”是特定职业的。我从不参与学院学术资源的争夺，但也不刻意排斥“体制”。我一直尝试在体制内做体制外的事情，在体制外做体制内的事情。子曰“有教无类”，教育本来应该是打成一片的事业。
理性地公开运用、观察与批评是学者的天职；站到社会教育的第一线，践行大众教化，更是儒家士大夫的当代责任。学院学者办社会教育难免有其局限性，所以，我在此恳请学界同仁和社会公众对我的实践探索予以批评指正。
我上面所讲对于读经运动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不是说他们做得不好、我做得好，而是希望引起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以及儒学界内部的良性自我批评。我对读经运动的观察和问题分析难免有错，我自己的社会教育实践也难免问题重重。我今天来谈读经运动的问题，目的不在针砭他人，而在提醒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深处当代社会的困境之中，没有任何人能简单摆脱“启蒙未遂的坏病”所导致的现代性吊诡。在恢诡谲怪的吊诡处境中，团结很重要，而自我检省和互相批评可能更是“悬解”的佩觿。诗云“容兮遂兮，垂带悸兮。”童子永远是无辜的、开放的、可塑的。儒学教育如能解开现代性的死结，未来就仍然是充满希望的。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