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条“总道路”，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社会发展道路和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等多条“具体道路”。与此相同，“国家治理”也是一个整体性概念，“生态治理”是包含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有一句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比喻是“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绿色”提升到“发展理念”的理论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举措，体现了我们党对于生态文明发展的高度重视。在世界范围内有关生态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尚不足半个世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治理更是一个崭新课题，因而我们需要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生态治理实践，以顺利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
生态治理之所以在今天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其原因有二。首先，人类社会沿着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道路走向今天的生态文明社会，必然要将这个全新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放到人类自身着重关注的位置上。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创造文明的可能性，应该归功于人类对于特别困难情势下的挑战而做出的应战，这些困难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必须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1]换言之，如果放任生态的继续恶化，将难以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时代”。其次，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由于实践起步较晚、理论准备滞后等诸多主客观原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明显是一块短板。在学者曹荣湘看来，由于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环境污染已和土地拆迁、司法不公共同构成社会不稳定问题的三大源头之一。[2]若要补齐这块短板，亟需在理论上搞清楚以下三个问题。
推进生态治理必须实现理念转换
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是短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思路、理念上与其它几项建设相比较，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具体来说，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完备的，而生态文明建设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遵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视主义和以“浅生态学”为特征的技术主义发展思想。“欧美国家走过的生态治理道路，就是将生态危机转嫁到后发展国家的道路。这条道路，中国无法复制”，[3]这就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要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理论工作者在研究生态治理课题上的新任务，一是要深入发掘散落在众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关于生态问题的论述，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本土化，二是要跟踪研究、融合并借鉴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大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从中探寻当代全球化的真实图景与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途径，最终落脚到对中国生态治理的启示上并给出对策建议。
从“浅绿”（即“浅生态学”）走向“深生态学”，意味着今天我们要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将象征社会主义制度的“红”与象征生态文明的“绿”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充分发挥好二者相结合的优势。实现这一结合，要求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下足功夫：一是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生态意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显著的亲生态属性。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最重要的理论特征，是揭示了私有制对人和自然实施着“双重剥削”，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则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由于稳定性、低逐利性和有利于保障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的优越性，相较于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往往能够做出亲生态的最优选择。二是要设定环境壁垒，大幅度提高环境规制水平，警惕发达国家将我国作为“污染避难所”的伎俩。《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在“中心-外围”体系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仅实施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剥削与控制，还存在着严重的生态殖民主义倾向，致使发展中国家在本国生态治理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决不能“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三是应当把“绿色”等彰显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来。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绿色、健康、环保”的理念提升到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有利于对外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对内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崇尚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道德风尚。党的十八大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基本方法，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分别总结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目标任务，并将其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如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将“绿色”从发展理念上升为价值观念，正是及锋而试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