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生态治理必须树立新政绩观
政绩观，是关于什么是政绩、怎样追求政绩的看法与观点。这其中，什么是政绩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其答案直接决定了后一个问题的导向。在新发展理念得以落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对“什么是政绩”这一问题进行再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地位“三个没有变”，启示我们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当前不少地方的实践证明，盲目关注GDP数字的旧政绩观往往与追求发展的初心及新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其所引发的一些不良后果实在令人忧心，如：GDP上去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金山银山到手了，绿水青山失去了；信奉数字能出官，出现了各地区GDP总额的加总远高于全国GDP总额的怪象；污染和治理污染都能创造GDP，于是“先污染、后治理”成为了一种路径依赖……如果对“什么是政绩”这一问题回答的不科学、有偏差，“追求政绩”的实践就必然会盲目、会抓瞎、会让人民群众不满。实现领导干部政绩观点的飞跃，需要领导干部从“唯GDP论”转变为突出新发展的理论导向。改革发展的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要求领导干部要戒浮戒躁、恒心恒行。树立新政绩观，就是要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科学发展理念取代浮躁、短视的庸俗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敢于担当”是好干部的标准之一。政绩观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领导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有学者提出，“在环境问题面前非常脆弱的个体需要一个更为集权、高效、强势的政府以应对危机”。[4] 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新的、完善的、更加科学的判定标准与经济核算体系，来测算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程度，这也是生态治理题中应有之义。随着对生态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重视名义GDP与绿色GDP之差距，对于今天的生态治理的重要性。绿色GDP减轻了环境损害、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挤干了GDP中不应有的水分，有利于在制度上遏制政绩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应当成为新政绩观所追求的目标。“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一个地方生态治理得好与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领导干部决策的科学与否，以及能否摆正“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位置。领导干部重新认识政绩，就是要把“中央看什么”、“人民群众要什么”和“自己做什么”结合起来，树立“久久为功”之念，多做利长远、惠民生的事。2010年，《人民日报》头版“今日谈”栏目曾发表过署名“云杉”同志的文章《右玉县书记们的政绩观》，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山西右玉18任县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终将沙丘变青山的感人故事。由此可见，生态治理需要领导干部树立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政理念。当发展的质量与发展的速度同步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减少、干部群众之间鱼水深情增加，政府就能凝聚起更多的力量，顺利实现生态治理的目标。
推进生态治理必须统筹协调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对于“发展”这一命题格外关注，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新发展理念这两大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值得关注的是，“协调”这一理念既是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之一，也是新发展理念的理论范畴之一。具体到生态治理领域，落实好“协调发展”，指的就是要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这三者的协调发展。在这三者中，人口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都对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调整，这对于我国的长期发展有其必要性，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然而，舆论场上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声音，很尖锐地提出必须全面否定过去的一胎政策，下一步将全面废除计划生育。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人口急速膨胀会导致生态负载过重，但人口政策的制定，需要对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进行综合理论分析。
第一，制定我国的人口政策，必须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要统筹考虑资源、环境压力问题。在西方国家，由于人口基数小，西方资源环境经济学并不主动将人口问题纳入研究的视野，而这套理论却被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必然会与中国的实际水土不服。政治经济学很早就关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出它的限制，这是由限制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