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引起农村居民人均煤炭消费量持续上升的原因，可以发现，这一现象的产生其实是农村居民收入与家庭能源结构之间互动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居民的收入仅仅能够维持温饱，家庭能源消费来源主要是未加工的植物燃料（秸秆、稻草以及树木等）。这些未经加工的植物燃料获取不需要支付货币购买，而农村劳动力成本又十分低廉，因此在收入预算的约束下，农村居民主要通过自己收集这些植物燃料来满足自己对能源的基本需求。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加上植物燃料存在的诸多不足（燃烧热量不足、持续时间不长等），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煤、电、气开始逐步进入农村家庭。由于农村用电成本很高（主要为供电成本比城镇高以及日常维护管理不足造成）、农村煤气管道铺设成本远大于城市、液化气供应点不足、风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的投入成本较大，加之农村居民预算的约束，煤炭成为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首选。因此，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煤炭需求量越来越大，并且煤炭的品种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的有烟煤正在被无烟煤以及其它类型的清洁煤替代，煤炭依然是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庭能源的主要来源。
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也刺激了农村居民对电、气的需求量的增长，导致能源消费总量大幅上升。2000年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如果把家庭用煤折算成标准煤，同时按发电煤耗计算法计算，那么2013年农村家庭能源消费量是2000年的2.76倍。虽然农村煤炭消费占农村总能源消费的比重从2000年的57%下降至2013年的31%，农村家庭能源的构成情况也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对煤炭的需求量仍呈上升趋势，农村人均煤炭消费量不断提高，对煤炭依赖的情形依然没有彻底改变。
2005年和2013年我国部分省市农村煤炭消费状况
为了方便我们理解目前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的总体状况，我们根据年鉴的数据，得到2005年和2013年我国部分省市农村居民煤炭消费总量和人均煤炭消费量（见表1，P44-45）。
表1显示，我国2005年和2013年省际间农村人均煤炭消费量存在显著差异。如果我们以每年人均消费200千克为标准，那么2005年和2013年均有7个省市超过此标准，这些省市主要为冬季较为寒冷或者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2005年人均煤炭消费前三的省市分别是北京、贵州和山西；2013年人均煤炭消费前三的省市分别是北京、山西和河北，人均煤炭消费量最高的地区始终是北京。从煤炭消费总量来看，2005年煤炭消费总量超过500万吨的省份分别为：河北、山西、河南、湖南和贵州；2013年消费总量超过500万吨的省份为：河北、山西和贵州，其中河北和山西农村居民煤炭的消费总量超过2000万吨。无论从人均水平还是消费总量来看，华北地区煤炭消费量在此期间都有明显的增长。北京长期的雾霾天气显然与此有关，然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人均煤炭消费量来看，南方热带地区，如广东、广西和海南，以及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和浙江，农村居民煤炭消费量都很低。通过对比人均消费量的差异，不难看出产生省际间农村居民煤炭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气候条件的不同，当然获得煤炭的方便程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山西、河北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是离产煤地区不远，并且冬季较冷，农村地区有烧火炕的习惯，因此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冬季。贵州六盘水出产煤炭，并且贵州农村经济比较落后，加之冬天较冷，所以人均煤炭消费也较多。与此相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加上冬季不太寒冷，人均煤耗很低。海南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气候炎热，离煤炭产区较远，所以几乎没有煤炭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