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2月的4年间，曾有中国工农红军的三路大军途经通道县境。第一路由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的红七军，从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向江西中央苏区集中，于1930年12月途经通道。第二路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受中共中央派遣执行长征先遣任务，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转移，于1934年9月途经通道。历史上的通道转兵，是指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时，放弃了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从而挽救了红军，拯救了中国革命。红军每次经过通道都留下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和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最初确定，并报共产国际批准，进行转移目标，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达此目的，1934年11月底，当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就打算从广西资源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向湘西进军。但此时，发现敌追剿总司令何键指挥其所属的湘军和中央军近20万人马，向新宁、城步、绥宁一线推进，堵击红军北上。而广西桂军则有从大溶江口、龙胜一带袭击红军左侧之可能。为此，红军决定不出城步，而继续向西开辟前进道路。12月4日，朱德电令“我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很明显，电令所指的通道以南为目的，决不是停留不走，而是要从此地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为“左”倾领导者认为，只有到了湘西，放下行李，才能打仗。
图为怀化市通道县“通道转兵”会议会址。姜志雄 摄
早在湘江战役之前，蒋介石察觉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其意图在于防止中央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股之目的”与“长驱入黔”的可能。当年11月底，红军渡过湘江，在湘江以东地域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后，为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即令各路“追剿”军和湘、桂、黔军阀进行新的围堵，妄图在湘桂黔边境的通道以北地域，将中央红军消灭。12月2日，蒋介石亲自任命的“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命令湘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面移兵于武（冈）、新（宁）、城（步）、绥（宁）之线”堵截，一面分兵尾追红军。12月10日，当中央红军行进在湘、桂边境的越城岭时，数十万敌军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具体的兵力部署为：湘军刘建绪部，7个师8万余人，一部置于城步、绥宁，一部尾追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蒋军薛岳部，8个师又1个纵队11万人，一部置于黔阳、芷江，主力集结于洪江、会同，并向靖县推进，扼守去湘西的要道。与此同时，蒋湘两军还修筑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仅绥宁、靖县、会同、黔阳、城步五县统计，就有碉堡211座，其中会同县就有91座。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红军出桂北后，唯恐红军反桂，急将15军夏威部编成第一追击队，将第七军廖磊部编为第二追击队，分别由广西尾追，并经龙胜、古宜抄袭红军侧面，防护柳江上游，以断红军南下之路。贵州军阀王家烈，历来与蒋介石存在统管与割据的矛盾。在红二、六军团西进时，曾受沉重打击，其主力被红二、红六军团牵制在铜仁、石矸等地无法脱身。为阻中央红军入黔，只好命令黔军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第七、第十五团赶赴永从、黎平、锦屏一线设防。同时又任命黔军另一头目犹国材为全省“剿匪总指挥”，并命其率三个团的兵力，增防黎平、永从。但王犹之间矛盾重重，疑忌尚深且双方内战方息，直到王家烈满足犹的补足弹药等条件后，才于12月初慢慢向指定防区开拔。由于犹部没有如期赶到，实际上黎、锦一线，只有周芳仁所率的两个团，加之地方民团也不足3000人，而且是有名的“双枪”（烟枪、步枪）兵，不堪一击。贵州内地，黔军兵力也少，装备又差，防备也很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