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长征初期，由于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取得了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胜利，在红军的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左”倾领导人采用的错误战略战术，指挥失误，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湘江之战，损失尤为惨重，兵力损失过半，仅剩下3万多人，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部队疲惫不堪，干部战士情绪波动，战斗力已显著下降。
图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委书记印宇鹰（左三）向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副局长（右二）等领导介绍“通道转兵”等方面的情况。 姜志雄 摄
图为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给记者们介绍有关情况。 姜志雄 摄
上述敌我态势表明：通道北面之敌为红军五至六倍，南面之敌为红军两倍，西面之敌为红军的十分之一。如果中央红军继续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势必落入强敌的虎口之中，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如果南下广西，有五六万桂军堵截，且深入桂省，并非中央红军的目标。因此，红军唯一的选择和唯一的出路，只有转兵西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硬要坚持原定方针，把已遭到重创而且疲惫不堪的3万多中央红军，朝着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左”倾领导的意见办，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关系到中央红军和党中央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中央于1934年12月12日在长征途中的通道县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迫在眉睫的进军方向的问题。会议一开始，手握大权的李德、博古坚持要按原定方针办，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他在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时指出：“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在战略方针上，毛泽东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酌情在贵州创建新的根据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的大多数人的支持。通道会议以通过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结束。会后军委于当晚19时半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万万火急的电报，13日中央红军遵照军委命令，从通道分两路西进，把几十万敌军统统抛在湖南的西南地区，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毛泽东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