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新京报》一篇关于读经少年的稿子《读经少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又引发了人们对于读经教育的关注和热议。近些年流行起来的“读经”为何会出现乱相、引来如此大的争议？“读经”究竟是好是坏，问题出在哪里？
事实上，这样的讨论并不新鲜，早在1935年，《教育杂志》就已经发起过一场声势浩大、名家云集的“读经大讨论”。
对比如今的争论，八十年前的这次讨论更加集中而有效。当时的参与者往往都真的接受过传统教育，所以他们对“哪些书算是经”、读经的主流形式有足够的共识。即便是大部分支持读经者，最纠结的问题也是如何让学生懂，而不是支持单纯记诵式的读经。
今天书评君与大家一起回顾民国时的这一场大讨论，以及一起更好地思考和讨论当代中国社会的“读经”问题。
撰文 | 黄晓丹
1“读经”在当代的流行与争论
最近十几年，“读经班”渐渐在国内各城市涌现。一些公立小学也将“读经”列为学校文化特色建设的重要项目。我们很容易在媒体上或者在教师和家长的口中听到对“读经”的以下说法：“读经”是指读《三字经》、《弟子规》，进而读《论语》；儿童“读经”只需背诵，不需讲解，成年之后自然会对早期背诵的内容产生领悟；“读经”可以帮助孩子提高智商、改善行为、培养品德和增进亲子关系。
在这一风潮之下，传统文化固然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但一些令人不安的状况也在发生：一些收费高昂的“读经班”，事实上只教授《弟子规》一部书，且不加讲解；一些所谓“国学经典”在企业培训和家庭教育中被进行了狭隘的阐释，用于将下属和儿童变得听话；附着在“读经教育”上的暴利，使得一些机构宣称仅仅依靠“读经”就可以治疗自闭症和妇科病，以及解决离婚、失业等诸多问题。
“读经班”的流行正在改变人们对于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想象。在这样的想象中，“读经”被寄寓了拯救道德沦丧、提供商业智慧、重塑家庭伦理、增加民族自信等种种希望。
这些美好的目标是否能靠“读经”完成？学者龚鹏程在《读经有什么用》的序中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恩怨情仇，纠缠了一个世纪。碰到新世纪的读经现象，当然会再爆发。现在的争论，其实正呼应着历史上的读经之争”。回溯1935年那场声势浩大的“读经运动”大讨论，也许能帮助我们澄清一些事实和观念。
《读经有什么用》
主编: 龚鹏程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6月
2民国时期的“废经”和“恢复读经”
现代中国多次发生“读经运动”和“读经讨论”，其直接原因是清末开始的“废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内忧外患导致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盘反思。当时知识界形成的共识是必须改革原先科举取士的选拔制度，并将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引入到教育体系中来。这一共识在民国元年得到了制度化。而中国的整个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12年，民国初建伊始的元月十九日，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中规定：“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同年五月，第二条法令颁布：“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这标志着不再为中小学培养读经师资。同年七月，他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依据“西方宗教自由的原则”，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的议案（未通过，但亦达成不作规定之决议），理由是社会虽然允许各种宗教的存在，但教育不应预先将某种宗教信仰或价值观灌输给儿童。
蔡元培（1868-1940），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有一种观点将“废经”等同于“焚书坑儒”（蒋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后记》，2004；王财贵《现代经教复兴的契机》，2006）。这一观点虽远至一个世纪之后才被表述出来，但一直都有人暗示现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诸种危机与“废经”有着直接的关联，并试图恢复读经。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废止读经的内在逻辑，值得我们仔细品读。
20世纪早期的“废经”，与其说是西方经典对中国经典的全面驱除，不如说是中国经典在分殊后被编入现代知识体系。其中关于天地万物、社会治理、国家制度之类的科学性内容已经被现代学科体系所整合。连科举制度所考察的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在其内。所以，从现实层面上来说，已经不需要靠“读经”来培养一般的劳动者、知识分子或者官僚。但问题在于，“经典”的神圣性不在它可被割裂的部分，而在其整体。它一旦被分殊，就蜕化成可被更新扬弃的世俗学问，而非价值和意义不可置疑的来源。如果说在现代学科体系产生之前，“经”混杂了世俗知识和绝对理念，既可以用来处理现实问题，又可以用来支撑道德生命，那么在有了现代学科体系之后，“经”最终或者会消亡，或者会转变为纯粹的信仰。所以蔡元培把“经”等同于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东西是非常有道理的。
蔡元培并未否认“经”的价值。他只是强调，“经”中宗教性价值的部分按宗教性的标准来处理，世俗知识的部分则需靠专业人士继续研究，以充实或反思现代知识体系。而儿童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健全的现代人，这个目标完全可以在现代知识体系中更高效地实现，不需要直接依靠读经。但某个儿童完成教育之后，决定去做一个攻经为业的人，则可被认为是合法而有益于社会的选择。据此，将民国元年的“废经”等同于“焚书坑儒”，完全是偷梁换柱且耸人听闻的事。
《章太炎國學講演錄》（中华书局，2013年7月），收有《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等篇
1913年袁世凯复辟，在《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应以孔子之道为本，在1915年的《教育纲要》中恢复中小学读经，直至1916年复辟失败后，读经被撤销。1925年段祺瑞上台，再次提倡读经，鲁迅著《十四年的读经》大加嘲讽，直至1927年国民党以军事统一中国，读经不再实施。1934年，广东军阀陈济棠、湖南军阀何键再次提倡读经，胡适在香港作《我们还不配读经》的公开演讲，争论持续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读经议题遂被搁置。
31935年“读经”讨论的缘起和参与者
当广东、湖南两省读经正热时，胡适正好去香港大学领取法学名誉博士学位，顺便做了反对中小学读经的演讲。等胡适要取道广州回北平时，中山大学古直等几位教授因对其言论不满，要求广东政府严惩胡适，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当时争论的严峻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样的局势下，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向全国专家发信一百多封，征求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收到70多封回复。《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5期以《读经问题专号》的形式发表了这些观点。
《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5期“读经问题专号”
杂志主编，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松在序里说：“其实所谓读经，假使当作一种专门研究，让一班专家去下若干苦工夫，本不成问题。现在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有人主张中小学生都应该读经的这一点。本杂志既忝为全国教育专家的喉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似乎不能不采用集思广益的方法，请求全国专家对于这个问题，分别发表一点高见，使得本杂志的数万读者能够得着一种很可贵的参考，来帮助他们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一段话说清了讨论的缘起、争议焦点和讨论的影响面。考虑到《教育杂志》的影响力和讨论参与者的身份背景，“忝为全国教育专家的喉舌”一语并不算夸大其词。一百年来关于“中小学生是否应该读经”的讨论中，这是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
因为此次稿件的征集并非自由投稿，而是《教育杂志》发函征询，所以参与者皆为当时文化、政治界中业已知名的人士。参与这次讨论的人士有：唐文治、姚永朴、钱基博、蔡元培、陈立夫、陈鹤琴、高觉敷、周予同、陈望道、蒋复骢、吴研因、郑鹤声、柳亚子等人。这些人有的是当时的大学校长、院长，或著名教授，有的则是中国某些现代学科的创始者，也有一些是政界要人。他们的意见在当时代表了最尖锐的学术观点，在今天更可视为我们现在所依然沿用的文化、教育体系的发生基础。
4作为共识的讨论前提
相比于今天，八十年前这场讨论的优势在于，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在1912年中小学取消读经之前度过了青少年期。一些人出自传统的书院教育，更多人则是跨越了旧式和新式两种教育形态，有很大比例的参与者有着留学背景。这种优势表现在三点：第一，他们对于“哪些书算是经”的概念清楚一致；第二，他们所讨论的是历史上确实实施过的主流的读经形式，而非其他旁门左道；第三，他们从自身的读经体验出发，比较能够就事论事，支持者未将读经神秘化，反对者也未将之妖魔化。1935年的这场讨论之所以能如此集中而有效，是因为有足够的共识作为讨论的前提。
《经学通论》
作者: 皮锡瑞
版本: 中华书局 1954年10月
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关于“读经”的讨论已不容易建立在这样的共识之上。这不是因为研究的深入而导致的观点变化，而是因为对于研究对象的隔阂和疏远，导致大量的臆想羼入事实，争论双方所要读或不读的“经”，所要复或不复的“古”，说的都不是同一回事。因此，重温1935年“读经讨论”的前提性共识，有助于我们澄清概念，搞清楚我们支持或反对的到底是什么。
第一：“经”的范畴是什么？
从七十多篇文章对“经”的概念的使用上看，“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及其相关书籍。包含三点含义：第一，“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作为中国学术总源头的典籍。它是儒家的源头，也是诸子的源头。第二，“经”也包括了儒家对《诗》、《书》、《礼》、《乐》、《易》、《春秋》所做的传注和解释。这些传注和解释在历史上一直是富有争议并不断发展的；第三，既然“经”的流衍如此之广，在《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后的典籍中，哪些属于“经”，哪些不属于“经”，是受到国家认定、科举制度和学术评议三者共同决定，并在士人中形成共识的。与之相对应，1935年的这场讨论中，“读经”概念之运用，一不是指《道德经》、《佛经》、《圣经》等异教经典；二不包括《三字经》、《弟子规》、《女诫》等通俗读物；三不将某一典籍与其流衍进行割裂，要求单单如记诵符咒一样记诵某书，而全然不顾其传注和解释系统。
第二：“读经”的主体是谁？
何炳松在序中说：“在这许多意见当中，我们或者可以归纳成下面几句概括的话：就是若把读经当做一种专家的研究，人人都可赞成；若是把读经当作中小学中必修的科目，那么大多数人都以为不必”。可见，对于专业人士的读经，双方都觉得合情合理。只有当“读经”的主体是中小学生时才有不同意见。
第三：“读经”的组织形式是什么？
第一，作为个体选择的自由读经，是人当然应该拥有的权力。第二，从读书育人的目标来说，自主选择下的读经是诸种可能的路径之一，但没有证据说明它一定好于其它路径；第三，从经学研究的目标来说，当然读的人越多越好，但社会并不需要这么多人研究经学。因此，“反对读经”者真正的意见，正如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的孙寒冰所说，“不反对（自由）读经，反对读经运动”。
《读经示要》
作者: 熊十力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3月
在这场讨论中，“经是什么”、“经该不该有人研究”、“某人就是热爱读经该不该干涉”都是没有争议的，争论的重点是“中小学是否应该有必修课形式的读经”，及“是否应该鼓励社会性的读经运动”。
51935年“读经”讨论的真正议题
1935年这场读经争论的真正议题是“是否应该鼓励社会性的读经运动，甚至以行政力量将它强制性地纳入中小学课程”？组织者也明确提出希望通过刊载这一讨论向教育部谏言。到底是鼓励还是反对，“读经”争议双方集中在三点上进行了辩论。
第一：通过读经能达到现代社会的教育目标 VS通过读经来达到现代社会的教育目标是低效的。
这是辩论的最低层面，即讨论“读经”能不能帮助学生个体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或者说它是否对个人有益。
正方主要是从语文能力、道德培养和意志力锻炼三方面来维护读经，认为读经可以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并帮助学生成为有道德有毅力的人。这一论证方式的好处在于它确实是可观察的，不仅可以在中小学生中找到这样的成功样本，而且很多著作者本人就是这样的成功样本。
反方则认为如果说读经只是工具，目的是培养语文能力、道德品质和意志力，那么一旦有更高效的手段出现，读经就可以被放弃。他们据此逻辑进行反驳，指出了白话教科书培养语文能力更有效；在情境中养成道德品质比灌输大道理更有效；认识古奥文字时使用的那种意志力无法挪用到其它生活领域中去（高觉敷，时任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心理学部主任）。他们并不否认有人通过读经成才了，读经能成才，但成才不必依赖读经，恰如树皮能饱人，但人不必以树皮为主食。
《读经：启蒙还是蒙昧？》
作者: 胡晓明
版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
第二：社会危亡是废经的结果VS废经是社会危亡的结果
这是辩论的中间层面，即讨论“读经”是否能够挽回社会上业已存在的矛盾，或者说它是否对种族和民族的社会共同体有现实上的益处。
正方认为读经可以挽救社会危亡。如唐文治说，读经可以“固结民心、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古直、陈运乾、陈鼎忠、方孝岳等说：“经也者，吾国立国之精魂，民族由此而尊、民权由此而崇。舍经而言教育，吾惟亡国是惧也”。这一论证方式回避了上一条论证中的弱点（对个体的教育目标而言，读经可能是有效而低效的），转而讨论它对社会民族的益处。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背景之下，“保种保族”似乎比“个人发展”更迫切而不容质疑，故此条论据被使用更多。
反方认为清末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的依据即是读经加剧了社会危亡。当王节说：“经者，吾国先民数千年来精神所系者也，政教号令准于是，声明文物源于是，世风民情日用起居安于是，实为历代体国经野化民成俗者必循之道，必用之器，崇之则治，违之则衰且乱”时，反对者问到，如果读经可以挽救社会危亡，为什么清政府会失败？袁世凯会失败？段祺瑞会失败？为什么读经两千年的中国会被不读经的列强所侮辱？这些反驳者因为既经历过读经、又眼见过国破家亡，就不易被“崇之则治，违之则衰且乱”的神话所蒙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