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六大趋势与企业家精神
2016年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十周年。作为经济学学者和商学院院长，我担任俱乐部顾问，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企业家们在一起，深感荣耀和自豪。也是巧合，我自2006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今年也是十年。
这十年间的变化，估计十年前没有预测到。在2005年，中国人均GDP不到1800美元；十年后的201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是2.3万亿美元，不到当年美国GDP的20%。十年后的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接近美国GDP的60%。十年前，没有“双十一”，没有微博、微信，没有小米。当然，十年前也没有预测到2008年会出现全球金融危机。
十年后会怎么样？接下来十位企业家将谈他们心目中的未来十年。企业家们永远是有梦想的，因为就像马云所想的，万一实现了呢？类似的，一些经济学家也会做预测的，因为他们会想，万一说对了呢？
我不做预测，只说说可能性。十年后的中国经济会是怎样呢？一种视角是拿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做比较。我们以今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60%为基点，来考虑两国每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之差+通货膨胀率之差+汇率升值之差的总和。如果这三项之和是3%，那么10年后中国GDP是美国GDP的80%；如果这三项之和是4%，那么相应的数就是90%。如果这三项之和是5%，那么10年后中国GDP就会与美国GDP相当。比如，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6%，美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2%，相对通涨加汇率变化为1%，这样6%-2%+1%就是5%。这是有可能的。当然，也还有其他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受到有关中国和全球经济中若干重要因素的影响。我把这些因素概括为影响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六大趋势，其中前两个有关中国，后四个关乎全球，包括中国。这六大趋势中，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既有张力压力、也有推动力。下面我就聚焦这六大趋势，其主要特点和内涵。
第一，中国经济转型。过去十年，中国从低中等收入迈向中等收入。今后十年，中国从中等收入迈向中高等收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根本原因，就是告别低收入和高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常态。这种新常态是长期的，但未来十年很关键。中国经济必然转型，消费会提升，服务业比重将扩大，制造业要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种流行观点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其实不然。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矫正市场扭曲，促进创新；结构变化只是结构性改革后市场发展的结果。所以，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而是深层次的改革。
第二，中国新型政商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商关系显著特征是一种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紧密型关系。新型政商关系则要达到政府和企业的“亲”和“清”境界。要实现这种境界，就必须把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建立在透明、规范的法治基础之上。我在两年前的绿公司年会上发言，主题是讲法治是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中起决定性作用。今天我想进一步说，法治也是决定新型政商关系的制度基础。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决定中国的新型政商关系的进程。
第三，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首先是发达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2016年成为畅销书的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是美国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Gordon）的《美国经济增长的崛起与衰退》。它分析了自1870年至2015年的145年间的美国经济增长，并预测未来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将进入2%以下区间，而不是通常期望的3%左右。在发达经济体中，欧洲经济增速可能比美国低，日本可能比欧洲低。在金砖四国中，巴西和俄罗斯今年是负增长，今后前景也不乐观，亮点是印度和中国。IMF最近调高今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同时调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可能性大于加快的可能性。
第四，全球化趋势减弱。过去十年间发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全球化在经历快速强烈发展之后，开始出现减弱甚至逆转的态势。去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贸易下降，以本币计价的全球贸易虽然增长，但增速低于经济增长。不仅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都有朝着逆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倾向。我们看到，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竞选中，主张维护劳工利益的“左派”批评全球化，打着维护本国利益旗号的“右派”也质疑全球化。全球化继续向前推进，并不乐观。
第五，科技创新推动发展但效果复杂。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鼓励创新。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但它所带来的效果却不简单。之前的科技创新主要以机器替代人的体力，这一次科技创新则是以机器替代人的脑力。上个月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高手，突显出人工智能的应用潜力。两年前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预测到，这一轮科技创新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同时，可能会造成大批人失业或无业，这尤其会发生在有知识的人当中。所以我们为科技创新鼓舞，但是对其效果的复杂性不能掉以轻心。
第六，收入分配不平等张力持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4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成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学术著作。可见人们对这本书的中心话题——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关注程度。尽管过去三十年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在缩小，但是每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却在扩大，在一些发达国家其不平等程度回到了19世纪末的水平。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张力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效率问题，因为它影响政治走向，从而也影响经济走向。
以上这六大趋势和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一定会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走势。但是，企业和企业家并不只是被动地等待和应对。回顾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有两条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二是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市场根据供求关系配置资源，以此达到资源在已有技术条件下的有效率配置。而经济发展的动力则来源于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就是创新产品，创新生产过程，改变技术条件，改变资源组合和利用的方式。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活动带来企业发展活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转型、中国新型政商关系、全球经济增速，全球化进程，科技创新以及收入分配，都发生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企业家们关注如何被这六大趋势所影响的同时，也应思考自己将如何推动世界的改变。如果说这六大趋势将塑造世界的话，那么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将改变世界。当我们展望未来十年的时候，洞察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六大趋势，思考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和企业家的责任，比单纯预测更有价值。
延伸阅读
李扬解读逆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7月30日下午，南开金融（北京）论坛于英蓝国际金融中心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作为主讲嘉宾受邀出席此次论坛，并就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和改革走向问题作出精彩解读。以下是其演讲摘要：
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几个特征可以概括：弱复苏、低增长、通货紧缩、高失业。
全球陷入了长期停滞，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是问题的根子。劳动生产率下降反映的是科技创新不足。劳动生产率下降另外一面造成投资的收益率下降，对税制，对利率、财务成本提出了要求。所有问题都必须调整，劳动生产率下降是关键环节。
结构性减速的一个原因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今天第二产业的产能过剩了，我们需要把人口、资源转移到服务业，而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中国制造业。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企业债务中，国企是65%，国企杠杆率过高是中国债务问题的关键所在。
要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关进法律的笼子里。
切忌为了去杠杆而去杠杆，为了解决债务而解决债务。不良债务就是与实体经济中库存、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对应，必须对应的解决。
我国主权资产净值为28.5万亿元，这些资产主要由外汇储备、黄金等贵金属储备、以及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资产等高流动性资产构成。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退一步说即使发生了也能解决。
处理债务是一次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如果我们为了解决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又一次推动企业改革，应该同等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去杠杆的过程必须严格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必须于法有据。
我们走的是发达经济体走过的路，世界各国的服务业的生产率都是低于制造业的，当他制造业过了一个阶段一定走服务化的道路，于是它的经济GDP就下来了，中国正走在这个路上。所以，不必为因此而导致的经济下行担忧，这在有些地区看得非常清楚。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