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前G20特使）
世界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迄今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其复苏速度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缓慢的。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已同时陷入增长迟缓的周期性陷阱，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相当悲观。
北京时间2016年9月，中国将作为东道国主持召开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国际社会对中国寄予厚望，希望中国继续发挥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拉动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
那么，世界经济增长的障碍究竟有哪些？
一、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凸显，使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
IMF已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3.6％调至3.4％，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也纷纷下调增长预期。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弥漫，引发全球资本市场、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震荡频频，大幅下挫。
世界经济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复苏进程起伏跌宕，风险累积，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已经穷尽货币政策“工具箱”，货币严重超发，利率长期接近零甚至进入“负利率”时代，债务负担日益加重，大多超过GDP的60％这个“警戒线”，全球已达57万亿美元。而且，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更加明显，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使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对外依赖性较强的国家面临巨大经济压力。
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失衡相互纠结，加深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难度。最近，萨默斯等经济学家就美国经济的病因发表看法，各持己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增长药方是没有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可能需要从总需求着手，加大投资，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则需要需求与供给相结合，更多从供给侧改革着手，来适应经济新常态，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原有发展和改革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已不适应新的形势。
根据IMF数据，以汇率计算，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83.6％下降至2012年的61.9％，同期发展中国家则从16.4％提升至38.1％，近年更超过40％。双方经济总量的接近与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机构中话语权的悬殊的矛盾日渐突出。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之势正在催生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增长需要破旧立新，寻找新的发展模式，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使之更加公正、公平、合理，更好反映以新兴经济体力量迅速上升为标志的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及在适应新常态下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成功经验令各国高度关注，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转型也十分重要。
中国是世界经济重要动力源，在世界经济经历长期低迷的时候承担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6.9％，约占世界经济增量的30％。同时，中国经济结构更优化，第三产业比重达50.5％，比二产高出10％，最终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进一步升至66.4％。简政放权、减税降费进一步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中国平均每天新增1.2万个市场主体，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新增市场主体中占比超53％。
同时，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作为中国对地区治理思想的创新，吸引了许多国家的注意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成立开业，为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新机遇，中国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的红利将可以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分享。
三、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失衡和缺陷，阻碍了经济复苏的巩固与经济的增长。
随着国际力量的消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分量不断上升，G20取代G7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在世界经济格局正在转变的今天，G20需要在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失衡和巨大金融风险，亟需改革和补充。美国GDP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0％~22％，而使用美元或其货币与美元直接、间接挂钩的国家占全球GDP和人口的比例均为60％左右，可见世界经济分布与货币体系并不匹配。
改革货币体系，应该把促进国际储备货币和大宗商品定价货币多元化作为重点。扩大IMF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范围，使其能够正式流通，不失为一种选择。提振世界经济、解决全球经济难题需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做，该制定什么样的路线图。机制因解决问题而生，为解决问题而变，国际机制也不例外。
G20目前处于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机遇。只要G20成员团结一致，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全球治理体系就有可能顺利改革，得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