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育不良的欧洲自信
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文明取得的伟大成就——18世纪的工业经济腾飞，以及随后20世纪的总体富裕——主要是借助于剥削和阻碍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对欧洲人的自信和认同，更有力的道德攻击莫过于此。这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蒙骗数百万欧洲学生的最大谎言之一。事实上，欧洲技术的扩散，是欧洲以外地区发展的根本原因。
抢来的土地（Stolen Land）与大西洋奴隶贸易
有人断言，欧洲人“窃取”了土著居民的土地，并将其隔离在保留地，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现代的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种断言对欧洲人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欧洲人是高度真诚的民族，他们认为群体不分彼此，将他人当作个体来公平对待是非常重要的——不像其他种族向来只关心自己人集团（in-group）所划定的道德界限内的大家族成员。我们中间那些不友好的精英，利用这种正义感迫使欧洲人为其祖先在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不出一个月，就有一篇写着白人“应该将窃取的土地归还给印第安部落”的头条报道。
还有一项向欧洲人施加负罪感的断言，认为欧洲人蓄意将奴隶制引入非洲，事实上当时他们只是简单使用了可溯及1000年以前的惯例，而且奴隶制之所以基于道德考虑被终止，欧洲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套要欧洲人无论如何为其负责的鬼话，见诸于数以百计的书籍和论文中。
同时，还有人拔高奴隶制，认为它在欧洲的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方面最有影响力著作是埃里克·威廉姆斯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1944），该书辩称一个基于奴隶贸易和美洲种植园殖民地商品生产的不公平的“三角贸易”模式，在英国的工业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非向欧洲消费者出售奴隶生产的诸如糖、烟草与棉花之类的“热带作物”获得的巨额利润，英国人本无力负担新的工业技术的花费。
尽管罗杰·安斯蒂在其包罗万象的研究——《大西洋奴隶贸易与英国废除奴隶制，1760-1810》（1975）——中指出，经济核算证明在1760~1810年这一工业化的关键时期，由奴隶贸易者投资到工业化进程的资金总额在总投资额中占了不到1%，但这一事实（对左派学者而言）并不重要。这本书在网络上已经见不到，而威廉姆斯的理论仍旧被学术界奉若神明，被详细地阐述、赞美与模仿。
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农民和工人所发挥的作用，英国的各种制度，对私有产权的有力保护，选贤任能，致力于科学观念应用的英国各式学校和社团的空前涌现，被认为不是“关键性的”，较之于美洲黑人的辛苦劳作不过是寄生性的。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学者相信，一场转型，即工业革命——如此依赖于科学知识、有利的制度安排、大量具备技能的人口、远见、节俭以及致力于艰辛工作，这类要素以前从未同时具备过——由于奴隶制才变得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看，奴隶制在大量社会中都有出现，但是为什么它们没有一个完成工业化？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然而，对欧洲人施加道德谴责的努力并不局限于他们的历史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争论日趋激烈，他们认为欧洲人如今坐享的繁荣是通过控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秩序——系统性地剥削“外围的”非白人国家——实现的。此观点最重要的倡导者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1929-2005），见诸于他的两本著作《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滞后发展》（1967）与《拉丁美洲：滞后发展还是革命》（1969）。这些著作为弗兰克带来了鲜有学者企及的国际声望、遍布世界高校的难以计数的访问教授职位和大学研讨会、对拉美左翼政治积极介入，以及数不清的荣誉，最近的当数位于里加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新艺术楼”中的“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纪念图书馆”。
弗兰克坚持认为，拉丁美洲的落后是因为他们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收支逆差的状态，从而导致“盈余”源源不断地从“卫星国”流向“宗主国”欧洲国家。这种盈余的转移为欧洲国家提供了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代价则是拉丁美洲的“滞后发展”。
弗兰克提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措辞为富裕的欧洲国家施加负罪感：“发育不良的发展”。欧洲地区之外的国家并非“不发达”，它们只是没有欧洲国家发达，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们的发展是“落后的”。这种“发育不良的发展”在20世纪仍在继续，对于第三世界的民族来说实现发展的唯一路径是引入共产主义革命，并将其自身的经济隔绝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秩序。
弗兰克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倡导者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的两卷本著作，即《现代世界体系，上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1974）与《现代世界体系，下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的整合，1600-1750》（1980），为他带来了学术史上几乎无法超越的国际声望。如今，无论有多少对其理论不利的经验性证据，都无法动摇沃勒斯坦不可质疑的领袖地位。他被冠以“世界史之父”的美誉，学术论文疯狂地致力于研究他的观点、主旨等，同时他还是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的终身会员，这使得沃勒斯坦在全世界为欧洲人的道德负罪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根本上而言，沃勒斯坦所说的，弗兰克以前都说过。他的新颖之处在于论证方式，即欧洲现代史的整个过程只有从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这一视角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他相当擅长说服缺乏主见的读者，使他们相信他的著作不像其他人那样试图通过“孤立的”国家历史来理解“整个”世界史。他似乎是想要通过强调整个世界的经济，以及所有国家与“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来提供一种真正综合的描述。马克思主义者很兴奋，此时此刻，他们手握这两卷书，觉得自己正在解决关涉世界各国人类关系的最宏伟的主题，所有国家的发展动力是如何由它们在整个世界体系范围内的地位所决定的。经济，如马克思所言，不仅是上层建筑的基础；更是整个世界，是一个根据资本积累的单一逻辑有规律地跳动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决定着体系内每一部分发展的历史模式。
事实上，沃勒斯坦提供的是现代世界史曾使用过的主要的还原论叙述之一，从人类关系的整体中取一个侧面，即世界经济贸易，而后将它提升为整体性解释，所有的事都由此得以理解。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所谓富裕的欧洲人是如何巧取豪夺的，欧洲史的其他事情，诸如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科技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也可以据此解释。
他的论证过于简单了；从根本上而言，它声称世界劳动分工从16世纪开始就被好战的欧洲国家创造出来。一旦欧洲国家将其自身置于资本主义体系的顶端，他们就强制规定了一种劳动分工，自己作为工业制成品的生产者，在世界不同地区利用各种各样的劳动者，从领薪水的工人到奴隶，同时，把殖民地归入原材料的产地以供出口来满足“核心”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积累需求。核心国家拥有强权来实施不公平的经济秩序，用较高的工资收买国内的劳工阶层；而外围国家政府虚弱，只能受制于欧洲领导人和资本家的支配。
新兴工业化国家
沃勒斯坦的核心理论之一是：一个国家一旦被（世界经济体系）纳入外围角色，作为弱势的原材料出口国，就很难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从世界体系中独立出来的唯一途径是共产主义，不是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像毛泽东时期中国式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然而事实证明他的理论错了，最重要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崛起：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包括墨西哥和巴西。尤其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人均GDP经历了惊人的增长，打破了作为向核心国家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的边缘国家的传统角色，成为高技术商品——如收音机、手表、汽车、成品油、电子设备、通讯设备等——的主要出口国，同时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问题都得到了实质改善，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强政府（strong government）的支撑。
沃勒斯坦及其温顺的追随者对此表示否认，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来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们辩称，台湾和韩国受惠于日本帝国主义不太强烈的剥夺，从而得以发展起完善的基础设施；韩国和台湾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并且受益于其地缘优势，得以在冷战时期获得大量的援助和贷款，而且它们根据日本模式建立了强政府，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借口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否认这些国家通过自身内部的力量，确实摆脱了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世界体系不再像沃勒斯坦所声称的是整体与根本的历史力量。
左派对这些反驳性事实的回应
但是左派对这些棘手的事实回应道，外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除了一些“偶然性”例外，它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经历了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而这种下降表明这些国家从低收入地位迈向高收入地位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仅以2008-2013年这一短暂的时期为例，7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了高收入国家序列；9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了中等收入国家，15个国家从收入中下等国家变成了收入中上等国家。
你可能会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将因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而难以生存，但是我翻阅过去20年的社会学教科书后，发现它们仍旧使用世界体系理论及其变体来向学生解释发展问题。大学教科书仍旧继续向欧洲人施加负罪感，比如通过关注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在技术创新上“日渐拉大的鸿沟”，以及在过去的十年中穷人总数的增加。
欧洲技术的传播是根本原因
这些争论完全颠倒了事实。欧洲人非但没有造成发展滞后，反倒是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者。如果没有欧洲发明的传播，其它任何地区根本谈不上有所发展。但是，自二战以来，随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欧洲人被迫为他们的繁荣现状感到愧疚，于是在经济学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成了：为什么西方国家远比其他国家富裕？而最有影响力的回答便是欧洲的发达是以其他地区的不发达为代价的。
当然，对这个问题也有其它回答；新近就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回答，它虽然不具有原创性，但是论证得很有力，该回答出自《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起源》（2012），作者是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他们认为发展在根本上依赖于一套“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它向创新者开放并保护私有财产权，由此鼓励创新和经济增长。相反，那种有着“压榨性”制度的国家，通常被垄断性精英主导，他们视国家为敛财工具，优先考虑门客和亲属，依靠不公平的规则，而非允许利润动机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多数创新者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发现机会——得到自由表达。这种论证掷地有声，对那种忽视地理、地缘政治及文化信仰作用的单一因素解释进行了有力批判。它还恰当地指出，普鲁士威权政治下的德国，非民主的“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处于“非包容性”威权制度下的韩国和中国，它们都实现了工业化。
然而，在对非欧洲国家发展经验的所有变量加以考察后，我们发现真正根本性因素，最为重要以至于自成一家的变量，即是欧洲国家的技术传播。毫无疑问，地理条件、政府类型及文化价值观在鼓励或阻挠技术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所有非欧洲国家的工业化实例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欧洲发明的传播，而不是非欧洲国家是否有能力发明新技术。继英国之后发展起来的国家，除了欧陆国家贡献了许多发明和创新之外，其他国家都只是通过创造环境吸收欧洲技术，从而实现了工业化。日本、中国和韩国都没有通过本土的发明走上工业化之路，他们是在实行了有益于集成欧洲技术的政治改革之后，才实现了工业化。也恰恰是在实现工业化之后——日本率先，之后是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我们才得以见证这些地区的本土创新。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亚洲国家在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吸收欧洲发明的框架，而这种政治制度本身正是欧洲人的发明。欧洲人不仅发明了自由民主政体；他们还是制度和政体的卓越的合理性解释者，有时是用自由主义解释，但并非总是这样，比如德国用的是卓越（excellence）。德国路径被称为“自上而下的威权现代化”，也就是说，由传统土地贵族阶层联合新的产业阶层，共同致力于创建高效政体和资本主义经济，他们采用的方式包括普遍的征兵制度、集权、国家促进工业、对准公务员的技术培训、对科学（以及民族主义—威权主义）课程的重视。如果没有采用这种“德国模式”的理性威权主义，日本的工业化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欧洲是如何使第三世界发展滞后的，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人对其它国家的贫穷有负罪感，尽管显而易见的是，没有其技术的传播，欧洲之外任何地方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蔡华旗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