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式治理的扶贫方式是减灾治贫的发展方向
治理之道如何选择，事关治理成效。在时间维度上，以主动性和前瞻性为依据，可以将令人眼花缭乱的治理划分为“被动型治理（或称为灭火式治理、运动式治理）”和“预防式治理”。被动型治理更多指的是相关事务或事件已经发生后治理主体所采取的应对举措，主动性和前瞻性均不足，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事后补救”的范畴。预防式治理则强调治理主体本着未雨绸缪的理念，在相关事务或事件尚未发生时，主动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去进行处理，力争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移民搬迁是非结构性减灾的重要方式，陕西移民搬迁工程对于我国加强各类灾害防灾减灾的重要启示价值在于“防范胜于治疗”。“结构式减灾”通常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非结构式减灾才是降低未来自然灾害损失的有效手段。[2]我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认为，“不治已病治未病”，体现了重在预防的理念。如果说灾害（或者说风险）也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疾病”，治疗它的关键在于预防。老子所提出的主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所反映的也是一种重在预防的思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面对未来的发展以及风险社会的出现，减灾治贫要“跳出以往‘应急救援、原地重建’传统的治理型抗灾逻辑，政府要展现出足够的魄力和远见，采取具有预见性的减灾策略。”[3]就是说，避灾扶贫移民搬迁活动不是被动型的治理举措，而是主动型、预防式的治理路径；它在具体执行中虽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已显示出前瞻性、主动性的特点，展现出减灾致贫的未来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陕西移民搬迁还表明，减少风险是环境改善和摆脱贫困的重要结合点，政府在这一进程中可以扮演更加积极、更具智慧的角色，而不是被动的应对者，更不能只是充当“灭火者”的角色。改善环境、摆脱风险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陕南的大规模移民搬迁安置政策已超越“摆脱贫困”的理念和做法，高位推动进行“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其本质特征在于“摆脱风险”或者说“减少风险”。它不仅改善了陕南山区生态环境，也推动了精准扶贫；让居民既远离了自然灾害风险，也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来看，陕南避灾移民搬迁政策实施既要摆脱以地质灾害为主的自然灾害风险，实现“挖险根”的目的，也要摆脱以经济贫困为核心的贫困风险，实现“拔穷根”的落脚点。这种理念和行为其实已经跨越了“被动型治理”，朝着“预防式治理”的方向有力迈进。它背后所反映的是政府职能主动性转型。事实上，现代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的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的钱治疗。[4]”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基本背景和大趋势下，陕西移民搬迁所揭示的迈向预防式治理之道或许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预防式治理对于减少治理风险、减轻公共部门负担和增强治理的主动性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移民搬迁式就近城镇化要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进模式之一
城镇化推进模式关系到“乡土中国”迈向“城镇中国”的进度和水平。2011年5月正式启动的史无前例的陕南避灾移民搬迁工程，规模宏大、类型复杂、持续时间长，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在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因地制宜的深入实施和表率。作为涉及生态、经济、社会、公共服务保障、文化等诸多层面的陕西移民搬迁工程体现了不再“简单复制农村”的老路，而是强调通过集中安置的方式以及“三靠近”原则（靠近城镇、靠近园区、靠近中心村）来实现移民搬迁和城镇化相结合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突出“以产定搬、以搬促城、产城融合”的移民搬迁思路，各种类型的产业园区等规模化的市场经济形态，形成了较为有力的产业支撑，同时新型筹资模式、社区化治理、信息化管理系统，这些都有利于移民搬迁安置活动，也有利于当地城镇化的稳健可持续发展。经过5年多的实践探索显示：开展移民搬迁活动是快速提升贫困山区城镇化水平的有效路径，更是推动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有力举措。在移民搬迁中有效推进了城乡统筹，不仅有利于增强农村社会稳定，也显著提升了城乡发展活力，还有助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减少贫困及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