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约瑟夫·奈，“软实力之父”，美国知名政治学家，亚太事务专家，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先后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1964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77年步入政坛，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后来重回哈佛大学，曾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现为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
【编者按】针对近年来有关美国衰落的讨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否导致美国衰落的问题，约瑟夫·奈在近著《美国世纪结束了吗？》（邵杜罔/译）展开了详细讨论。本文是该书第四章《中国的崛起》，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中国的崛起
许多分析家们都认为中国是平衡美国、超越美国并终结美国世纪的最有可能的竞争者。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说：“21世纪将属于中国。”最近有一本书甚至将书名题为《何时中国将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结束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民调就显示有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会在21世纪成为对美国世界大国地位的最大挑战。
对中国力量的大部分预测都基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实际上，中国也还有着其他重要的实力资源。
中国的领土与美国相等，但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250多枚核武器，以及宇宙空间和网络空间方面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数量）。
在软实力资源方面，虽然中国还缺乏能够与好莱坞或宝莱坞竞争的文化产业；它的大学排名并不靠前；而且缺少为美国软实力贡献不菲的非政府组织。然而，它拥有始终有吸引力的传统文化，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数百家孔子学院来推广它的传统文化。
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写过，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导致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种类型的冲突，他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归因于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直截了当地断言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他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当时德国已经在工业实力上超过了英国，而德皇也在追求一项势必会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的冒险的“世界政策”。
相比之下，中国仍有三个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的政策重点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和经济发展上。尽管如此，中国的崛起使人想起了修昔底德的另一个警告，相信冲突必然会发生可能会成为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双方认为最终会与另一方开战，使得合理的军备被对方解读为使其最为担心的恐惧。（编注：可阅读《阎学通：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吗？》）在这方面，一种可能带来乐观的看法是乔纳森·芬比的判断，中国“不会有经济、政治和人力上的资源称霸世界，即便它希望这样去做”。
经济实力
说“中国崛起”可谓用词不当，用“恢复”更为准确。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中国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落后于欧洲和美国。但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经过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8%～10％的高年度增长率使得它的GDP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显著地扩大了3倍，很多人认为它会很快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然而，要达到与美国相等的实力资源，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障碍。目前，按照官方汇率，美国的经济是中国的两倍左右，但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来衡量，中国将很快超过美国。所有这些比较和预测都有点武断，因为它们都基于人们的主观意愿。
PPP是经济学家们在比较不同的社会福利时所使用的一种估测，但它对人口规模很敏感。因此，如果以美元/卢比汇率来衡量第十大经济体印度，它在购买力平价方面将在全球位列第三。但如果以当前的汇率来比较，尽管它们可能随货币价值产生波动，但在估计实力资源时往往更加准确。通过使用PPP能对一个给定的工资在理一次发或买一套房子的价值上做出最好的对比。在另一方面，为一种先进的航空发动机进口石油或零件的成本则以支付时必须使用的汇率才能做出更好的判断。
即使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美国（不论如何衡量），这两个经济体将在规模上相当，但在组成和复杂程度上却不尽然相同。
中国仍然有广阔的经济欠发达的乡村，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快速的城市化。人均收入提供了一个对经济体复杂性进行衡量的更佳的手段，然而以PPP来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水平的20％，这将需要数十年才能赶上（如果可能的话）美国。
当然，总规模是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一个巨大的有吸引力的市场，并成为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频频挥动的平衡杠杆的重要实力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发达国家对等。例如，虽然中国的贸易总量在2009年超过德国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仍然担心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贸易国”，因为贸易在服务行业内乏善可陈，很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都低，中国缺少“可与世界贸易强国如美国和德国媲美的顶尖品牌”（排名前25位的全球性品牌中的19个是美国的品牌）。[7]全球性跨国公司中，500强中的46％为美国人所拥有。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量更大，但与美国或德国对比来说，相对没有那么复杂。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金融领域。中国已经研究了（包括金融制裁）美国是如何从美元在世界上的作用中衍生出实力的。中国一直试图通过鼓励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融资来增加其财政实力，这一贸易融资的规模现在已占了全球总量的9％，但美元仍占81％。人民币的作用会增加，但在中国允许由国际市场设定其汇率、深入发展出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并伴之以建立起可信任的法律构架之前，它不太可能取代美元。
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并不总是相辅相成……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不一定是最先进的。美国的复杂性体现在其金融市场的深度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只是美国的八分之一，而外国人仅被允许拥有其中极小的部分。
技术是复杂性不同的另一个例子。中国取得了重要的技术成就，但很大部分依赖于模仿国外技术重于国内创新的策略。用《南风窗》的话来说，“中国拥有世界工厂的称号，中国拥有的专利数量快速增长并超过了发达国家。但在中国获得的专利大多在整个工业链中并不重要……总之，中国在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依然疲软”。中国人经常抱怨说，是他们制造了iPhone，而不是史蒂夫·乔布斯。贸易额出现在中国的统计数据里，但附加值却显示在美国的数据里。
展望未来，像所有的经济体一旦发达以后所做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在某个时候放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放缓至5％，因为它将减小出于政治考虑而在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所浪费的投资。如果在2020年以后人口问题开始产生影响的话，要维持这样的水平可能会有麻烦。但即使处于低增长率阶段，中国仍然以远远快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速度继续增长。
然而，增长趋势的线性预测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当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从引进技术和廉价劳动力中受益时，往往会挑选容易得到的果实摘取，增长速度一般会随着经济发展达到中国目前已接近的人均收入水平（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时而放缓。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铁的定律（正如日本和韩国所证明的），但有一定的规律性，许多国家将会遭遇这个陷阱，如果他们不去创新并改变自己的增长模式的话。习近平主席很清楚这个问题，中国正在努力推行市场改革以避免它的发生。
中国经济正面临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平等、环境的恶化、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不尽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和腐败、法制不完善等转型的严重障碍。中国的北部和东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南部和西部，31个省份中仅有10个省份的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包括了如西藏和新疆那样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地区。此外，中国将开始面对来自20世纪强制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在人口问题上的延迟效应。中国的新增劳动力从2011年开始下降，其劳动力规模将在2016年达到顶峰。中国正在非常迅速地老龄化：到2030年老人将比孩子更多。中国对此深为关注，他们的国家正在“未富先老”。
中国计划减少储蓄并增加国内消费，这是一个显而易见但并不轻而易举的答案，因为老龄化的人口可能会保持家庭的高储蓄率，高额的企业储蓄则反映了某些行业里的特殊利益和有限竞争。而且，虽然中国持有近4万亿美元的世界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但这难以提高其财务杠杆作用，除非中国有一个开放的债券市场，利率将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中国持有的庞大美元资源也没有赋予它太多的与美国直接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实力取决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中国持有它收到的来自其销售到美国的货品所换回的美元，但美国保持其市场直接议价能力和对中国产品的开放，从而在中国国内创造了经济增长、就业和稳定。尽管有刺激和诱惑，中国并没有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抛售美元。如果中国这样做了，它可能会让美国屈膝，但代价将会让中国躺倒。
中国的政治体制迄今已显示了强大的针对具体目标的实力转换能力。例如，受人瞩目的新城市建设和高速铁路项目。中国能否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这种能力，对外国人或中国领导人来说还是个谜。与印度在诞生时即有了民主宪法不同，中国尚未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诉求政治参与的问题，这种诉求往往随着人均收入不断上升而上升。是否会如发生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那样，当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时，由经济变化而带来了政治变革？除了美国，中国现在有着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亿万富翁，有钱人不只是越来越富，而且正通过“牺牲这块土地上最穷的人的利益致富”。
军事实力
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军费开支可能也将增加。中国的军费开支大约是GDP的2％（美国一半的水平），但中国的GDP增长迅速。中国官方2014年军事预算的1320亿美元大约是美国军事预算的四分之一，但中国军费开支的统计数据并不包括美国国防预算中列出的许多项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又在官方数字上增加了200亿～300亿美元。经过一段时期的低投入后，中国在1989年至2009年期间的官方军费预算每年都以两位数在增加，2013年的增长达到了12％。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是一支技术落后、专注于在陆地防御的军队，而如今已经演变成了更为现代化的武装，在东亚区域重点对抗美国的干预。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军事支出中11％的份额远低于美国的39％。以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在2020年达到美国的一半，在21世纪中叶接近美国的水平。但在累积的现代军事装备储量上，即便不计入美国的盟国，美国对中国至少也保留着10∶1的优势。
中国尚未开发出显著的全球军力投放能力，虽然在其沿海地区增加了使美国海军作战更加困难的能力，但是发展一支有航母战斗群的蓝色海军的复杂进程才刚刚开始。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依赖中东石油，海军力量是油轮顺利通过东南亚马六甲海峡的关键，而美国海军仍将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比于美国拥有长期在全球演练经验的十个航母战斗群，仅拥有一艘翻造的乌克兰航空母舰（另有两艘正在不同的规划阶段之中）的中国仍然落后了几十年。中国正在研制两类第五代隐形战斗机，但同样不具备美国所拥有的全球影响力。
在全球层面上，中国拥有数量有限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一直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在太空和网络空间发展非对称冲突的能力，但在这些领域里它仍然不能与美国同日而语。而在传统军事力量方面，中国缺乏同盟、海外基地、远程物流和美国军队所有的远征经验。美国有24万部队布设在几十个国家，而中国主要从事联合国维和任务的仅有几千人。
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中国不会很快成为全球军力投放的对手而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在战机、潜艇、巡航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方面的投资已经增加了美国在靠近中国海岸的海洋中进行军事干预的成本。全球军事影响力不应该与地区的军事效应混为一谈。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如果美国希望继续安抚在该地区的盟国，就需要减少美国军队在面对中国的区域拒入策略时所出现的漏洞。这将需要昂贵的投资，如可以从航空母舰甲板起飞的隐形无人机、具有更强对陆攻击能力的潜艇、地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更富有弹性的小型卫星系统，以及网络攻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