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
在2007年，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告诉中国共产党，中国需要增加其软实力。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能促使受惊吓的邻国形成制衡联盟。一项聪明的包括软实力的策略，将使中国看上去不那么可怕，使制衡联盟功效更差。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于三种资源：文化（也就是对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政治价值观（在国内和国外都不背弃这些价值）和外交政策（当它们被视为合法并具有道德的权威时）。然而要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明智的策略并不容易。
此外，美国的软实力大部分是由民间社会产生的——所有的一切来自于高校和基金会，好莱坞和流行文化——而不是来自于政府。有时候美国能够因为持批判态度和未经审查的民间社会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软实力，即便政府的行为——如入侵伊拉克——以某种方式破坏了软实力。但在有智慧的实力战略方面，软和硬是互为因果的。
在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沈大伟的《中国走向全球》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如何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展开一项魅力攻势，以提升其软实力。中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并不像西方的援助那样受到机构或人权问题的限制。中国方式强调高调的姿态。然而就所有的努力而言，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有限。民意调查显示，有关中国影响力的意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是积极的，但在美国、欧洲、印度和日本等大国中却以负面意见为主。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一次软实力的成功，2009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不过，中国在以为政府是获取软实力的主要手段上犯了错误。在当今世界上，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关注度，而关注度取决于公信力。软实力的发展不一定是一个零和游戏，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从寻找彼此的吸引力中获益。
中国的战略与美国的反应
目前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国内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专注于经济发展和他们称之为“和谐”的国际环境。但时代在变化，实力往往促成自傲，食欲有时候会随着进食而增长。马丁·雅克认为：“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最终会使用新近发现的经济实力来扩展他们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这就是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的含义，中国必将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中国领导人推出了这样一种说法，中国从未侵略过邻国或有过“霸权主义行径”。但是，正如外交部长杨洁篪2010年在东盟会议上所说的那句名言，“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都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
传统上，中国把自己视为东亚国家朝贡体系的中心或“中央之国”，一些分析家们认为中国将寻求重新创建这样的秩序。其他人如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具有开放性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有能力吸纳中国，而不为中国人主导的秩序所代替。不管是霸权还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国”，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对扮演全球主角只迈出了一小步。
一些分析家们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在短期中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在长期内得以挑战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地位”。还有人说，中国寻求分割太平洋，并将美国的存在逐出其海岸岛链（包括日本）之外。许多专家不同意以上这种看法，认为这样的简化并没有对中国意图做出准确的评估。中国从现行的国际体制秩序中获益良多。尽管中国人本身也无法了解未来数代人的想法，中国还是想让现行的国际体制秩序有一些改变。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将具备足够的军事能力来实现雄心勃勃的梦想，这种揣测是令人怀疑的。代价是需要考虑的。当菜单上没标价格时，就很容易放纵自己的胃口。中国领导人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考虑由他们自己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需要而带来的限制。一种过于外向的中国军事姿态可能会在该地区的邻国中产生一个同时削弱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反制联盟。
中国不太可能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同等对手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在亚洲挑战美国，但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实力在亚洲的崛起将面对印度和日本（以及较小的邻国如越南）的竞争，这将为美国提供一个很大的实力优势。[21]1996年的克林顿-桥本宣言重申美日同盟是稳定冷战后东亚的基础，这对中国的雄心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同样还有美印关系以及日本和印度关系的改善都会影响到中国。这意味着在该地区的大国政治游戏中，中国不可能轻易地逐走美国人。从实力的角度来看，在规避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而可能出现的咄咄逼人的行为时，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可以共同向中国提供扮演一个负责任角色的回报。
美国的反应
展望未来，悲观主义者预测因为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并寻求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冲突即将发生。一些人认为，冲突可以通过美国将其活动主要限制在东太平洋海域，接受影响力的半球划分而加以预防。但是对于中国的崛起做出这样的反应会破坏美国的信誉，并使得区域内的国家随波逐流，而不是平衡中国。这样的策略可能确实呈现了美国世纪结束的开始。相反，美国的继续存在可以加强区域内国家自然的平衡反应，并帮助塑造一种环境，鼓励中国采取负责的行为方式。
应对中国崛起的合适政策必须平衡现实和一体化。当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考虑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时，就有评论呼吁要在中国变得太强大之前采取遏制政策。
有两个原因使这样的建议被拒绝了。首先，不可能形成一个反中国联盟，因为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希望（现在仍然想着）同时与美国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政策会不必要地使中国肯定变成未来的敌人。相反，美国选择了一个可以被称为“整合加保险”的策略：中国被迎进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同时重修美日安保条约以确保不让中国成为一个霸王。如果一个崛起的中国向四周施压，那将驱动邻国寻求平衡它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
这是评估美国和中国相对实力的一个关键点。阎学通就关于中国怎么才能打败美国写道：“为了中国的崛起而建立一个友好的国际环境，北京需要发展出比华盛顿更优质的外交和军事关系。没有一个主导力量能够与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核心将是看谁拥有更多高品质的朋友。”目前，美国得益于它的关系网和盟友而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华盛顿有60个条约同盟国，而中国一个都没有。在政治走向上，《经济学人》估计世界上最大的150个国家中的近一百个倾向于美国，只有21个反其道而行之。
2011年，美国宣布了针对亚洲这一世界经济增长最快部分的区域再平衡战略。一些中国人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亚洲的“再平衡”战略是某种形式的遏制。然而在冷战政策之下，美国与苏联几乎没有任何贸易或社会接触，但它现在与中国有大量的贸易，还有27.5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为中国的决策塑造环境而不是遏制，是对美国战略的一个更为准确的描述。
一些分析家们把中国看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正急于在其国力增强时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但中国并不是一个像上个世纪的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的完全成熟的修正主义国家。虽然它已经创建并加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推动了适合其需要的区域性组织的发展，但中国从现有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许多机构那里受益匪浅，因而不会急于去破坏它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中国在稳定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作用。欧洲、日本和印度都是实力大国，他们帮助塑造了一种国际环境以鼓励负责任的行为，而中国关注自己的声誉。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抵制这种压力将使它处境更佳。
此外，科技和社会的变化增加了全球议题，如气候变化、传染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这样一些重要的跨国问题。这些问题所代表的不是国家之间的实力转移，而是实力从政府手中向外扩散。应对这些全球性的威胁需要深化包括中国、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内的政府间合作。
中国渴望在东亚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美国对亚洲盟国的国防负有承诺。错误估算总是可能发生的，但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成熟水平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接近美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德国曾紧追英国的脚步（并在工业实力上超过了英国），但在全球范围的整体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方面，美国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仍然领先于中国。此外，中国不可能采用像德国皇帝那样的政策，过于冒险的政策会使其国内外的收益和稳定饱受风险。
换句话说，美国比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国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好它与一个崛起的大国的关系，而中国将会从克制中获益。太多的恐惧可能来自于自己吓自己。美国和中国是否能管理好他们的关系则是另一个问题。人为错误和误判总是可能的，但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场局部战争将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在全球的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还远不能标志着美国世纪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