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以下这些改革是可以降杠杆的：
首先是下调“五险一金”是“一石多鸟”的一个办法，减少强制性储蓄，让老百姓自己愿意存或愿意花，这样做效果是最好的。
二是即使“强制”储蓄了，这些储蓄可不可以多元化的投资？可以投股投债投资本市场，而不是把它变成存款。变成了存款银行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以债的形式再投资出去。
三是改变短期融资的结构性安排，让企业没有必要非要留那么多的现金。
四是国企改革。国企现在不分红，钱留在那儿只能再投资，而这些投资不一定是有效的。和我刚才说的当量相比，国企的利润是非常小的当量，大的当量是社保和公积金。中国的M1占M2的比例我们也是世界第一，其他国家没有企业拿这么大量的现金的。
下面交流一下房地产问题。这是一个转了十几年圈来回折腾也没有解决的实际问题，房价是越调越高。那么，房地产到底是过剩还是供不应求？
判断房地产问题，重要的是搞清到底有多少库存，而且是把一、二、三甚至四线城市都放在这来统计。去年房子卖的不好，有些人谈到中国的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认为房地产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黄金白银的时代了。
我们的城市化率到底是多少，这个词叫“城市化率”，而不是“城镇化率”，镇一级占我们官方城镇化率56%的四成。这跟我们非农户口37%差不多，也就是说中国真正的城市化率不会超过40%。跟其他国家比较，只能算是刚到半山腰。国外的城市化率是一个人口密度的概念，而中国的城市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一、二、三、四线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划分的。全世界的城市化基本有一个大的趋势，如果人可以自己决定去哪里生活和工作，最后一定会有七成到八成人住在城市，而且这些人一半以上会住在大城市里。至今日本东京的人口还在增加，美国纽约也是。
从人口和土地的禀赋来讲，许多城市相关的比率，有很多数字中国应该落在美国和日本之间。如果做的好我们会像美国，如果做的不好则更像日本。比如在人口聚集度上不像日本那么密，但是一定比美国要密。但是，我们现在居住在一百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日本的三分之一。五百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不到美国的一半，是日本的四分之一。
我们现在拥有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加上重庆应该算是五个。如果14亿人口七成住在城里，这七成里面一半以上又在千万级人口的城市。中国至少缺少10到15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与其他国家很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的人口还不能那么自由地流动，因为你在当地落不了户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和“十三五”的规划都有很多的表述，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信号，是在户籍制度改革上要有相当程度的突破。到2020年，居住证应该是识别中国公民唯一的证件，不能再分谁是农业户口，谁是非农户口，一律只有一个居住证。让人口自由流动，自主选择居住和生活的地方，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潮流。
房地产供应不足的主要是大城市。这些年来，我们总是要打击所谓房地产的投机需求。实际上，中国的住房需求主要是城市改善性购房加上农村人口进城造成的。什么是刚性需求？有些人理解刚性需求就是没有房子住的人的住房需求。而中国的住房拥有率是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农村住房拥有率在95%以上，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谁也没有住大街上。城市住房改革之后，多年来为什么还有人一直在买房子？因为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还很旺盛。我们有很多房子实际上不太适合居住的。城市住房有很多建成年代很早，六普数据显示大约25%的城镇住房没有独立的厕所和厨房。因此，但凡有了购房能力，人们就会想要搬到更好条件的房子住。
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2010年，中国城市的住房自有率是下降的。中国人喜欢储蓄，攒点钱就要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我们总说要多建80-90平方米的房子，这种政策很可怕。因为实际上，改善型购房中最好卖的是1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一家人父母加上孩子住在一起。
我对中国房地产的需求一点都不担心。2014年房地产交易额8万亿人民币，其中85%是首套房，第二套的占15%。正常数字应该是一半对一半，也就是说，很多限购政策把改善型需求全给挤出去了。只要敢放开限购，购房的需求就出来了。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加杠杆的空间确实还很大，居民部门的杠杆太低了。两三百亿的首付贷和一年十万亿的交易量比非常小。中国大部分人有一套房子，很少有人睡在街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支付的能力比一般发达国家强的多。美国房贷占GDP的比例，房贷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比我们高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