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会满意度与耐受力水平显著正相关，即公众社会满意度越高，耐受力水平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模型中社会满意度的受访者与耐受力水平指数是显著正相关的，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政府执政能力满意度以及公共管理信任度越高，其耐受力水平越高。社会满意度最高的受访者的耐受力分数均在80分以上，相反对社会表示最不满意的受访者的耐受力水平均在45分以下，低于临界值50分。
第三，受访者的部分人口学变量对耐受力水平有着显著影响。一是受访者的年龄大小与耐受力水平有着复杂的关系。根据调查数据结果显示，中青年群体的耐受力水平较高（65分以上），而老年群体则显示出较低的耐受力水平（59分），而对于80后群体，其耐受力水平会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对于50岁以上的群体，其耐受力水平却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二是受访者的月收入在10000左右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收入低于10000元以下时，收入越高，其耐受力越强；收入在8001-10000元区间内的受访者的耐受力水平最高；但超过10000元后，耐受力急剧下降，但这种趋势还需要进一步的收集数据来验证。三是有稳定工作的受访者或者在某一领域的高精尖人才的耐受力最强，专业领域人员的耐受力得分为70.5分，医务人员、律师以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公务员、警察、军人、武警等）的耐受力得分均为69.6分。相应地，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的耐受力得分最低，分别为65.5分和64.9分。另外，居住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或县级城市、乡镇村的受访者耐受力水平呈现逐级递减趋势。可以认为居住地的城镇化水平越高，基础服务设施越完善，社会保障越健全，当地居民的耐受力水平就越高。
除了上诉三个显著的特点外，调查还发现，社会责任意识与耐受力水平存在一定联系。能够自我负责的人耐受力水平更强。人们站在怎样的立场来解释自己和他人行为，将影响个人的认识和判断。本次调查中，我们对受访者如何看待“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不太好是因为我自己还不够努力”这一观点进行了考量，结果显示，52.3%的受访者认同这一说法。换句话说，多数受访者更认同自己的生活应该由自己负责，而非归咎于他人或社会。进一步的相关分析也显示，认为自己的生活应该自己负责的受访者，其耐受力水平要显著高于将问题归因于社会的群体。同样，当受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进行评价时，能够客观评价自己、不盲目同其他群体进行比对的受访者，耐受力水平更高。
社会冲突矛盾应对策略选择的行为逻辑
公众在遭遇个人权益受损、生存环境破坏等社会冲突和矛盾时做出的策略选择，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其承受能力和心态。为此，我们模拟了四类矛盾和七类应对策略，以测量公众的真实心态，进而分析耐受力水平、社会满意度以及冲突矛盾的了解程度与策略选择的关联性。了解此类关联性不仅对于引导公众策略选择非常重要，而且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社会紧张情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前提。一方面，我们将公众普遍面临的矛盾分为以下四类，即与政府公共权力相关的矛盾和冲突，与政府或经济组织相关的矛盾和冲突，教育、医疗行业中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消费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我们将矛盾应对策略划分为六种类型，包括无行动策略、诉求策略、沟通策略、疏通策略、法律策略和对抗策略。调查结果如下。
首先，“关系运作”是公众处理社会矛盾的首选策略。在处理上述四类矛盾冲突时，选择疏通或沟通策略的公众占有绝大多数，如在处理“司法不公、粗暴执法”时，26.4%的受访者会“找关系疏通”，23.4%的受访者在面对“环境污染”时选择“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胡适曾说：“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渗透在国人血液中的有一种关系网络和关系意识。“拉关系”成为公众应对矛盾的惯性与行为策略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