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诉求和法律手段是公众选择的次要策略，其中选择诉求的比例高于选择法律策略的比例。约18.9%的受访者表示面临公权力侵害的矛盾，如“官员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财产”时，将选择“上访或向有关部门反应”。相比之下，仅有约12.4%的受访者倾向于选择“打官司”。民间普遍“信访不信法”，一是上访比司法渠道便利，不受任何事实证据、期限、步骤、方式等要求的限制；二是行政相比较于司法集中了大量的资源，可以直接协调各部门或向经济组织施压。三是诉讼费远高于上访成本，因此当“关系运作”无法达到目的时，上访成为越来越多当事人的不二选择。
第三，无行动策略和暴力反抗是公众应对方式的两种极端，其中对抗策略的选择比例较低。当问及如何应对“社会保障纠纷”时，11.9%的受访者选择“无可奈何，只好忍了”或者“没有采用任何办法”；8.9%的受访者选择“暴力反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行动策略并不代表公众对社会参与的漠视，相反，他们迫切需要畅通的渠道表达诉求，拥堵的信访系统即是有力证明。
进一步研究分析后，我们发现：一是社会满意度越高，面对矛盾冲突情景的策略选择越积极。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满意度和公众的策略选择类型存在一定的联系，社会满意度越高，面对不利情景的应对策略选择越理性。以“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为例，选择“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找关系疏通”以及“打官司”等积极理性策略的公众的社会满意度在74-82分之间。其余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理性应对策略中，公众的社会满意度均高于平均值72.2分。说明当公众对生活水平和政府执政能力感到满意，且对公共管理产生信任时，就越有可能通过积极的、理性的、非暴力的途径解决问题。二是公众关于社会冲突矛盾了解程度越低，越倾向于选择无行动策略。对社会矛盾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了公众的策略选择。调查发现，当公众对社会冲突矛盾了解程度越低，越倾向于选择“无可奈何，只好忍了”或者“没有采用任何办法”等无行动策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当公众对矛盾何时产生，怎么发展，如何解决等，没有形成基本的认知时，对于采取何种策略自然无从下手。
提高公众耐受力水平的几点建议
在中国社会面临深刻变革和快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公众的耐受力水平仍然能够保持在中等偏上的水平，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结果。如何正确看待公众的耐受力水平，并将其转化为优化政府职能、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方向。
公众耐受力水平高，是压力也是动力。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有着较强的抗压力，对党和国家高度信任、对未来社会抱有积极的预期，这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宝贵动力。这股力量既是社会发展的促进力，同时也是对党和国家抱有更高要求和期望的压力。改革必然会触动既有利益格局，发展攻坚期、改革深水区也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和挑战，这需要改革者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而公众强大的耐受力和面对逆境愈挫愈勇的决心，恰恰是改革所需要的动力。将这股压力转化为动力，汇聚力量，凝聚民心，才能撬动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具体来说，我们需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出发点，弘扬法治文化，采取多种措施推动社会参与，完善社会保障，提高社会公平，增强公众的心理韧性水平和社会满意度。
第一，培育核心价值观，增强公众认知认同。社会体制转型不仅为国家和民族注入了活力，也给精神价值层面带来了巨大冲击。当前，依然存在不少人对多种价值观念不加辨别，盲目顺从。本次调研结果发现，公众的价值观取向和社会责任意识对耐受力水平有着重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延续了我国优秀的精神血脉，对于凝聚全社会价值共识意义重大。一是要找准切入点、突出重点群体，对大中专学生、收入两极化的群体要重点关注，分析其心理特点，重点抓好这些群体的价值观培育工作；二是对核心价值观更为认同的党政干部、企业家和社会精英要做好示范引导工作，发挥正面影响力；三是要注重协调配合，多管齐下。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离不开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反腐败斗争、公共危机应对等成效。因此只有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优化政府服务质量，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凝聚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