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读书、做学问的“时间”观念，看得比较重，不是我们觉悟高，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所以我常说，我们这些人，“年龄不小”，“学龄却不长”；而“时间”似乎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倒流”，只有争取“前面”尚“未来”的，不使其再有过多的浪费。
“温故知新”，不妨算算“时间”的账。
我上大学之前正是从抗战到解放这一阶段，社会动荡、国家多难，在学校读书甚少；及至到了大学，算是相当稳定了一些时日。我从1952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正是院系调整的一年，基本上一切按当时苏联的教学模式办，且不说它的内容，至少在形式上是正规的，学得好坏，要看自己努力程度。这种局面还没有维持到我们这一届毕业，1955年就有一次肃反运动。1956年被分到哲学所工作，读了一年的书，反右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从这以后，运动不断，只是在1961到1963年在编写高等教材《美学概论》这一段时间，做了一点学术工作，向主编和同事们学到不少东西。从1964年下乡四清，两次四清就接上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的“学龄-学术工作的年头”，严格说来，应从改革开放算起，而我1980年去美国进修，已经是45岁的“中龄”；如今67岁“高龄”，才做了20年的学问，而就学术来说，要在一个学科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辈子的时间都是不够用的。
不是我推卸责任，我们那个时代，时间不是由我们自己支配的，当时我们被教导，有许多比学术更大、更重要的事情要我们参加来做，不得不放下学术。
实在说来，我们当时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不用自己操多少心。还没有毕业工作就基本上分配好了，一有工作，大小就有房子住，柴米油盐都有各种票证，病了有公费医疗，连结婚生孩子都比较省事，也没有“发财”的机会，不必为炒股操心。
如此等等，岂不是集中精力做学问的大好时光？不然。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出来，当时之所以让你在个人生活上少操点心，不是要你做学问的，“腾出”时间来，是要你“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且不说在运动中“整人的”或是“被整的”——大部分是兼而有之，就是像我这样的“逍遥派”，作为“参加者”，也做不成什么“学问”。
“文革”期间读点书是犯忌的，被发现了是要开会批判的；就这样也还有一些人“顶风作案”，于是才有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批著作问世。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十分羡慕现在的学生和青年学者，完全不用担心再有什么十年八年的政治运动要你参加，你们读书做学问，会受到各个方面的表扬和鼓励，书读得好不好，学问做得好不好，基本上要看你们自己了。“身不由己”的人，也许可以从“怨天尤人”中求得内心平衡；“自由者”就得“自己”承担“后果”。
然而，正因为“时间”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就像“空气”那样平常，大家对它的珍惜程度也就降低了许多。“物以稀为贵”，许多东西现在来得都比较容易了，也就不那样“可贵”了。
就做学问来说，我们那时有我们的问题，现在有现在的问题，当然问题的性质是绝对不同的。
说也奇怪，过去认为是“小事”的，或者是“坏事”的，现在成了“好事”，甚至快成“大事”了。譬如“名”和“利”，过去是很忌讳的，即使心里想，也不能公开流露出来，当然这是虚伪的，现在合理合法了，不虚伪了，而且不妨作为一种进步的动力，这很好；不过也不能变得“肆无忌惮”，没有节制了。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行各业的情况也不同，“学问”这一行要求“慢功出细活”，最忌“急功近利”；可是做学问的还很容易犯这个毛病。
我们那个时候，“功”和“利”是政治性的，写文章要看政治“风向”，于是学界有“风派”之说；如今学界似乎也有“风派”，看的是“经济-市场”的“风向”，像炒股票那样，美其名为“读者需要”。前几年“流行”“画说”什么的，我很奇怪“哲学”怎么也能用“图画”“画”出来，后来看到一些书，也还是通俗点的文字加上“插图”，有的部分文字写得很不错，但那还是文字，不是“图画”，我问编辑，编辑说，卖得很好的。
就学术来说，通俗的学术著作是最难写的，要把艰深的学术问题通俗地写出来，没有相当的学养是写不好的。“通俗”不是开始，而是结果。很多年前，读过爱因斯坦和另一个人合作写的一本通俗介绍相对论的小书，是一个中文译本，我这个外行读了觉得清楚极了，可以说是把高深学问通俗化的一个范例，我一直把这本书放在案头，想做一篇说明只有“深入”才能“浅出”的文章，可惜后来因为搬动，书找不到了，文章当然也没有写成。
深入到什么程度才能浅出，这是一个具体问题，不好一概而论。譬如有些是很新的学问，研究不够，就不可能马上来一个“通俗化”，勉强要做，也只能是介绍一些基本情况，知道一些门牌号码，内容上很难概括出来。最近常听到学界一些朋友说，有些谈西方哲学(新)思想、(新)学派的文章不好懂，我想大半是这个原因。
不但新思想、新学派不好做“通俗”文章，就是哲学史上一些比较熟知的学派和思想，也很难将其“通俗化”。譬如康德的哲学，学哲学的并不陌生，有些人觉得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写得匆忙些，有些罗嗦和重复，如果把它改写一下，就会更加清楚。多年前我在北京的旧书店里看到一个德国人的改写本，看来外国人也觉得它不够“通俗”；但是这方面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必须参考的书，只有那本英国人坎普•斯密司写的释义，逐章逐节解释，可算是一本必读的参考书。
我不是说不要做通俗的工作，而是说，通俗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而以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做这个工作，反倒可能写出一些谁也不懂的文章来。幸好还没有出现把康德的哲学用图画画出来的书。
同样在急功近利的思想笼罩下，表现形式可以有所不同。
最初可能觉得写短平快的文章容易，于是一阵子“学术随笔”大为走红。“学术随笔”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一定要提倡“学术”“随笔化”，就有点偏了。和“通俗化”一样，有些连作者都相当生疏的学术问题，不宜马上“随笔化”，勉强作出来，也会有点不伦不类。我读过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竟然要谈论海德格尔关于“生”、“死”的思想，哪能谈论得清楚呢。
大概与此同时，又有相反的做法，就是编写大部头著作。定一个大得不得了的题目，集聚十几二十位学者，从开天辟地讲起，一编就是“世界”的，卷帙浩瀚，印刷精美，放在书架上气势恢宏；当然，编这样的书也颇费时日，作者们一定也是很费功夫，从编书中也可以带动一部分研究，也有确实有写得好的部分；但是有些大部头是由“课题”适应“经济-市场”需要带动出来的，如果开出风气来，大概也只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了。
“随笔”和“大部头”当然都是表现学术文化的一些形式，但是如果“化”了起来，成了“风气”，就会产生偏向；“课题制”本是激励学术研究的一种机制，不过如果忽视学术的长期利益，“课题”就会跟着眼前需要转，出现“跟风”，跟了“市场-经济的风”，“大部头”也会成急功近利的形式了。
问题不在形式，而在内容。随笔有大手笔，大部头有集一生学问之力作。而“跟风”之作，往往不是这种著作。
譬如过去跟“政治”之风，你也不能说学术就一定要脱离政治才算清高，只是学术必与大的社会、历史、时代(包括政治)气候相关切，而不是紧跟一年半载甚至十天半月的小气候。小气候跟乌纱帽有关，大气候则跟学养有关；学术也不一定就要完全脱离功利，或者“超功利”，只是学术讲的是大功、大利，不是蝇头小利。明天的行情跟股票有关，而学者著书立说则与历史、民族、社会的长远利益息息相关。
我深感急功近利的“风派”，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实在是学术的不良风气；它之所以不良，主要在于它浪费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时间，结果反倒“欲速则不达”，使我们的学术积累放慢了脚步，也不容易培养出高层次的学术人才，严重时会出现学术的断层。
就我们哲学专业来看，就学问的基础说，我自己深感比我们的老师们和前辈学者相差甚远。当然，因为时代的不同，我们可能知道一些他们那时还没有出现的新学派、新词汇和新材料，我说的是学问的基础工夫。譬如哲学史上的基本的原著，我们下的功夫不够。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美国进修时收到贺(麟)先生的信，说他那一个时期跟休谟交上了朋友，我想，休谟的书贺先生一定念过多遍，还在反复念，于是想起向贺先生借来的书后面常常写着某年某月某日读完第几遍。前好多年，我一直想把哲学史上重要的古典著作，念过的和没有念过的，都要念它几遍，不过，一来是年龄不饶人，二来也是因为有些“风”要跟，力不从心了。
我们也曾年轻过，我的学友中不乏聪明才智之士，大部分也都是很有学问的学者，但比起前辈大家来，总还觉得差那么一点儿，而更少“大师”级人物，原因当然是多种的，但就量化来说，我们年轻时丢失的时间太多，则是共同的。丢掉那么多时间，除非特别的天才，就只能有这点学问，几乎可以算就了的。
这样，我就特别希望现在的年轻学者，要珍惜自己的大好时间，尽量多投入扎实的学术工作，不要急功近利，不要“跟风”，注意区分“大风-大气候”和“小风-小气候”，不要为眼前的“风向”所左右，为眼前利益所驱使，时间同样花掉了，固然得到一时的名利，于学问收效甚微。
也希望我们的学术机制，防止鼓励急功近利的做法，而要想出办法支持甘愿坐冷板凳的学者，在课题的选题方面，有所照顾，或者在课题之外另设鼓励办法。
在科研投入使用-实用或投入市场方面，人文学科有自身的特殊性，课题制不一定是最好的，更不是惟一的。当然，“课题制”的确是一种激励科研的方式；但是如果把课题定为二三十年，就失去课题的意义，而人文学科的有些题目，甚至不是一代学者的事业。
激励学术事业的机制，都不太可能十全十美，事在人为，还得看掌握的情形；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学者们自己都要有自己的自律精神，不为外在的各种诱惑所动，潜心做自己的学问，充分利用好社会为我们提供的宝贵时间；等时间流逝掉了，用多少钱也是买不回来的。时间要比金钱重要得多。
人情常以取得之难易分轻重，得之弥艰，爱之愈深；忆想当年干校，晚上统一熄灯之后，蚊帐里常是“灯火辉煌”，原来是很多人打着手电筒偷偷看白天不准看的书，对于临睡前的那一点点“时间”也十分珍惜。
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相当匮缺的年代，一切都是珍贵的，书籍也是很难得的。那时候我们的图书馆停止借阅，弄到一本专业的书，并非易事，每有所得，则手不释卷；借到一本碑帖，不临它个十遍八遍，不肯归还。如今这些资源，滚滚而来，相当一部分经典书籍，被束诸高阁。记得干校时一位同事，利用回京探亲度假之便，不知从哪里买到一部石印二十四史，回来含着眼泪跟我偷说这个盛举，如今我常对着我那部沉睡在书柜里的二十五史，想起当年那位现已作古的同事的音容，只有惭愧的份了。
我想，青年学者也要常常保持“居安思危”的警觉，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要大家未老先衰，而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警告”：就是资源(包括“时间”)比较丰富，也要珍惜；正因为比较丰富，也就比较容易“浪费”。某种意义上，“浪费(包括‘浪费时间’)”是更坏的。“匮缺”让你珍惜资源，而“浪费”是连“珍惜”之情也使之“匮缺”。
2002年2月17日北京
（来源：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