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国家创新体系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必须为之建设配套的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协同互动。本文通过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分析了科技传播与科技创新协同互动的作用，并就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建设问题做了讨论，认为科技传播与科技创新的协同互动有助于提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面向社会和公众的科技传播也有助于营造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因此，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的协同互动和国家科技传播体系的建设问题。
【关键词】 科技创新 科技传播 科技强国
【中图分类号】G3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6.005
引言：科技强国建设与科技传播建设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昭示了中国“科学的春天”的到来，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宣布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2012年“十八大”决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战略。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发表了“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重要讲话。《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规划了发展蓝图，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确定了行动指南，吹响了我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科技事业发展迈进新阶段、迈向新目标的时代号角。
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决定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社会工程，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①，健全科技创新治理机制，完善激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充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与潜力，大幅提升我国科技的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需要培育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大幅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创新绩效；需要建立“科技—产业—经济”高效互动的发展机制，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功能和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同时还需要重视科学技术传播普及工作，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培育创新友好的社会环境，营造崇尚创新的文化环境，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创新驱动发展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高度依赖国家创新体系的良好运行。作为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研发机构等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国家创新体系的创新效率依赖各类主体之间的高效协同，依赖知识和资源要素在体系内的顺畅流动，这就决定了配套建设服务创新的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建立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协同互动机制的重要性。国家科技传播体系通过推进科学技术的传播扩散，服务创新主体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创新效率。而培育创新友好的社会环境则需要科学技术传播普及的大力支持，科学技术的传播普及可以有效服务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和创新文化的培育。本文即围绕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协同互动和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建设的相关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协同互动铸就强国的历史启示
科学技术创新、传播、应用是人类科学技术领域的三大基本现象，科学技术的传播扩散在人类科技文明演进中始终如影随形般地伴随在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活动中。相比而言，科学技术创新和应用因其在推动科技文明发展中的显著作用而受到重视，科学技术传播扩散却常常因伴随性的特点和作用的潜隐性而被忽视。但是，纵观人类科技文明演进以及科学技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科学技术传播扩散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别是近代以来，科技传播和科技创新的协调互动推动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成就了那些实现了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良好互动的国家的强国地位。
在始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第一次科学革命过程中，正是通过布鲁诺、伽利略这些科学家的积极宣传，新科学、新思想和新方法才在知识界和社会上得到广为传播，不仅逐渐使科学在人类知识领域获得独立地位，而且吸引了有才华的人们进入科学领域，为科学的昌盛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科学知识的革命性进步。这次科学革命以牛顿建立经典力学体系为标志，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推进到全新水平，确立了近代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新科学的传播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也促进了社会对新科学的接受。
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技术扩散则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引发革命的种子是蒸汽机的发明。英国人萨维利和纽科门有了最初的发明，但效率不高。瓦特在修理纽科门蒸汽机的过程中，对蒸汽机做了重大改进，蒸汽机由此变得高效实用，成为可以普遍使用的动力机器，除了在煤炭和矿业中通过推广得到大量使用外，还被扩散到纺织等其他行业，发明家将其运用于交通运输的尝试也导致蒸汽火车和轮船的出现。新发明的传播扩散引发新的改进和更多新发明，最终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英国也借此成长为当时的工业强国。
19世纪的科学和技术大发展催生了由机械化转向电气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的科学家在热、光、电、磁等方面有了许多新发现，发明家也做出了电灯、电报、电动机、内燃机等许多新发明，这些新发现和新发明的出现引发人们极大的好奇和兴趣，使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热情空前高涨，不仅使新发明很快被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也引发新一轮发明热潮，就连许多普通人都热心于靠不断摸索、试验来搞发明，贝尔、爱迪生就是从中脱颖而出的传奇发明家。当时的美国不仅在这次发明热潮中收获了许多重要发明，而且美国利用鼓励欧洲移民的措施从欧洲获得大量成熟技术，靠发展理工科教育培养了大批工程人才，从而快速建立了包括钢铁、石油、电气、化工在内的新兴工业体系，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强国。
美国之所以能在之后进一步获得科技与经济霸主地位，不仅与他们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工业实力、发达的科技教育体系有关，同时也与他们重视科学技术向产业领域的转移扩散和科学技术的传播普及（“科普”一词最早就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②）有关。重视科学技术转移扩散的传统使美国拥有了科学技术转移转化的良好机制，重视科学技术传播普及的传统则让美国培育了崇尚创新的创新文化。著名的“硅谷模式”就可以从多方面反映美国社会所拥有的这种传统、机制和创新文化的特征。来自斯坦福等大学的研究人员和“仙童公司”衍生出来的各公司的工程师们经常在酒吧里聚会交流，创新的概念和技术从一家公司快速传播到另一家公司，使得任何一家公司都很难保持绝对优势，于是各公司只好不断创新③。产学研良好互动、创新快速扩散使硅谷创新活动异常活跃，成为引领高新技术的高地。
纵观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世界科技和经济中心迁移背后的重要力量是科学技术创新，“科技创新在哪里兴起，发展动力就在哪里迸发，发展制高点和经济竞争力就转向哪里”④。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以信息化、智能化和互通互联为特征的技术群将会革命性地改变社会的生产与管理方式，生物、材料、能源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及应用将会引发新的产业变革和新一轮创新浪潮，这将给世界产业和经济竞争格局带来深刻影响，当然也会为我国科技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历史机遇，我们可以凭借近些年来快速提升的工业和科技能力基础，在这次创新浪潮中实现赶超，在新的“科技—产业—经济”竞争格局中成长为科技强国和经济强国。
尽管与世界科技和经济强国相比，我国目前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差距，但经过连续30余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已经具备了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具备了建设科技强国和经济强国的重要条件。在经济方面，我国目前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的规模，工业实力大幅提升；在科技方面，我国科技能力快速增长，一些重要领域和方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甚至在某些方向上开始进入与发达国家并行或领跑的阶段。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就显示，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研发大国，在研发投入、科技论文产出、高技术制造增加值等重要指标方面已居世界第二位⑤。
特别是在反映科学技术研究及其产出状况的科技论文方面，我国科技论文近些年来不仅快速增长，而且已连续数年排在世界第2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⑥，我国2014年的SCI论文达到26.35万篇，连续第6年排在世界第2位；EI论文达到17.29万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31.6%，排世界第1位；2005年至2015年SCI论文共被引用1287.60万次，排在世界第4位；目前已有12个学科产出论文的比例超过世界该学科论文的10%，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材料科学、数学、药学与毒物学等7个领域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2位。我国目前不仅拥有完备的学科和科研体系，而且近年来水平提升快速，中国科学家近些年来也取得不少世界级的科研成就，产业界涌现不少创新领先型企业。
除此以外，我国还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研发（R&D）队伍和理工科教育规模，拥有完备的工业和产业体系，庞大的市场也可以给创新提供广阔空间。因此，我国已经拥有建设科技强国的良好基础和诸多优势，完全可以通过夯实科技基础、强化战略导向、加强科技供给、深化改革创新、培育更多创新人才，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加速发展，跟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并在重要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从而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建设世界经济强国奠定良好基础。现阶段需要我们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采取措施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提高我国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高效运行的国家创新体系，并利用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的互动促进科技、产业、经济的互动，为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和经济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协同互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科学传播和技术扩散在每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科学家之间的科学交流和科学知识向社会的传播推动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间的知识流动和新技术向社会的扩散加速技术的进步。在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学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也越来越受到科技进步的直接影响，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关键要素和基本动力，科技推动增长、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任何意欲在“科技—经济”竞争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国家都需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创新”应是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文化创新等各层面创新在内的广义创新，但科技创新在当代应是这种全面创新的基础和核心。“科技创新”从广义上说包括科学技术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属于科学技术领域的源头创新，通过科学技术研究活动获得新理论、新原理、新知识和新方法。技术创新需要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通过不断改进生产和工艺、变革管理和组织模式，将科学技术成功运用于生产和管理，为社会和消费者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科技传播”也需要给予广义理解，包括服务知识创新的知识交流、服务技术创新的技术扩散以及面向社会和公众的科技传播等形态。科技传播最基础的功能是促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的共享和社会化，是“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⑦。
由于社会分工等复杂原因，科学技术知识在不同个体、群体、组织之间存在非均衡分布现象，科学技术知识创新与应用也未必处于一体化格局中，这就决定了利用一种社会机制和过程连接知识供给与需求、促进知识流动的重要性，科技传播便在这种机制建设中起关键性的作用，是促进知识流动的基本过程。如果没有科技传播过程实现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扩散和流动，社会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科技应用就会受到影响。科学知识和研究信息如果不能在承担知识创新任务的科学家群体内方便传播和交流，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科学技术知识和技术信息如果不能在产学研机构之间方便扩散和流动，社会的技术创新效率、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本身的特性使得知识创新对既有科学知识及其应用具有高度的依赖性，特别是重大的知识新发现总是需要科学家站在历史巨人肩上才能做出，科学研究也总是要依赖科学家们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合作与协作。既有科学知识的历史传承、新知识在当下的传播交流对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有重要的支撑和服务作用，也有助于促进科学家们之间的相互启发和智力碰撞。没有方便有效的知识交流，知识创新的效率就会大为降低。在科学技术交叉融合已成为当代创新基本特征和重要动力的背景下，不同科学技术领域之间的知识交流、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知识扩散，对推进知识创新和科学进步尤其意义重大。
如果说科技传播推动的知识交流是促进知识创新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那么科技传播中的技术扩散则是推进科学技术应用的先导环节之一。当某些个人或机构在科学上获得了新发现或技术上做出新发明，只有通过传播扩散之后，才可能让更多人或组织利用这样的知识和发明进行创新，让更多人或组织在实践和生活中加以应用和使用。一般而言，科学技术的传播扩散越活跃、越充分，科学技术应用才会越快速、越广泛，社会的技术创新效率才会越高、越快。如果缺少了科技传播的有效服务，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之间就可能出现断环，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之间就可能脱节，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间的互动就可能停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问题就是多年来制约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科技传播的活跃程度、传播扩散效率尤其会影响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和创新绩效。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表明，知识驱动的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创造、扩散和利用之上的经济，其特征之一就是承认知识的扩散与知识的生产同样重要。经合组织（OECD）还为此专门提出了“知识分配力”（knowledge distribution power）的概念⑧。所谓知识分配力，实际上指的是保证创新者能够通过知识转移、传播、扩散，及时接近和获得相关知识的能力⑨。国家创新体系实际是由各类创新主体围绕创新目标而形成知识互动网络，知识分配力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状况有直接影响，如果创新主体间缺乏充分有效的知识交流和协同合作，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质量和创新绩效就会大大降低，甚至会陷入“系统失灵”。
科技传播在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培育创新文化等方面同样也扮演重要角色，对建设创新友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有重要价值。面向社会和公众的科学技术传播普及可以利用各种途径向社会传播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公众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增进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激发公众参与科学问题讨论的兴趣，可以影响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了解、兴趣、意识、认知、理解、态度、行为等多个方面。科技创新的良好发展需要公众对创新技术和产品的使用和接受，需要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和激励，如果不能形成激发创新活力的社会环境、激励创新的社会氛围、鼓励创新的社会风气，社会的科技创新活动就很难充分活跃。
公众科学素质涉及公众对基本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对科学研究过程和方法的理解程度、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和作用的认识程度。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意味着他们能够掌握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理解基本的科学方法，并具有运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一定能力。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有助于增进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知和理解，改善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和行为；而对科学技术的更好理解和更积极的态度，有助于营造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吸引更多社会成员进入创新队伍。公众科学素质提升是科技强国建设和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就指出，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⑩。
培育良好的创新文化也是建设科技强国和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工程。创新文化包括敢于创新、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包括追求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包括崇尚创新、激励创新的价值导向，其特征是把创新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鼓励对创新的不懈追求。创新文化不仅是影响创新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而且内含一种激励机制，社会对创新的鼓励和宽容能激发和调动人们的创造动机和成就动机，使他们迸发强烈的创新创业精神。很难想象在创新文化发育不良的社会里，创新活动和创新思想能够十分活跃，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能够不断涌现。建设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需要大力培育创新文化和创新精神。
不仅近代以来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充分表明科技创新和科技传播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且我们从理论上也可以看出科技传播对科技创新的重要价值，科学知识在创新者群体中的交流和流动可以助力知识创新，技术在创新者间的扩散和转移可以助力技术创新，创新产品在社会范围内的传播和推广有助于创新的社会接受，面向社会和公众的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和普及有助于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培育社会的创新文化。因此，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⑪，而且要把整个科技传播都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建立科技传播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机制，推动科技传播和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
构建服务创新的科技传播体系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技术的突破引发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推动经济社会迈上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经济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也因此大幅增长，并呈现出需求广泛化、普遍化、多样化的特征，由此也带动科学技术创新、传播、应用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提高，极大地提升了科技传播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目前正在兴起的这轮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变革、经济发展的互动将更加密切，国际科技创新的竞争将更加集中于创新体系的竞争。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同样需要倚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并且要为保障国家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建立与之配套的国家科技传播体系。
国家科技传播体系是由与科学技术创新、传播、应用相关的各类社会组织和群体所构成的、基于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传播扩散关系建立起来的、执行科学技术传播扩散职能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系统，其包括三个基本的子系统：服务知识创新的知识交流系统、服务技术创新的技术扩散系统、面向社会和公众的科技公众传播系统。其中，知识交流系统和技术扩散系统服务科学技术知识在国家创新体系内各类创新主体间的传播、交流、扩散、分享，服务国家创新体系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而科技公众传播系统则利用面向社会和公众的各种科学技术传播、普及途径，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培育创新友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科学家和知识创新者相互交流的手段包括论文、著作、学术会议、合作研究和各种非正式人际交流，科技期刊系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早在20世纪30年代，贝尔纳就曾呼吁对整个科学交流系统进行彻底改组，特别是为了提高科学家的科研效率，改造科学期刊出版发行系统⑫。后来随着科技期刊数量的大幅增长和出版行业的商业化，作为科学界正式交流基础的期刊系统受到商业垄断的影响，科学家从中查找文献的成本也极大增加，整个系统的传播扩散效率大为降低，改革科技期刊出版发行系统的呼声从未停止，互联网技术引入后甚至引发开放存取（Open Access，OA）运动。知识交流系统（亦可称为“科学交流系统”）需要为知识创新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知识交流服务，服务知识的再生产和“共生产”，未来需要在充分利用各种新型传播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提升知识创新效率的需要，继续改造现有的知识交流系统。
技术扩散系统（亦可称为“创新扩散系统”）是在知识创新者和知识应用者之间转移、扩散、交流、分享科学技术成果，服务创新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的社会系统。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公司企业以及科技中介机构、技术市场组织、科技情报信息机构、工程技术孵化组织是这一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技术扩散系统的基本功能是促进科学技术在国家创新体系各创新主体之间高效传播、扩散、交流和共享，让创新者能及时获得创新所需的知识和信息，并促进创新者在更高水平上互动、合作和协同，从而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创新绩效。在当代科技快速发展、创新节奏不断加快，而且技术创新往往需要多种知识和技术融合集成的背景下，完善相关机制和制度建设，畅通技术转移扩散通道，对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知识分配力和技术创新力、对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和创新绩效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代科技公众传播已经发展到利用多样化渠道、传播多样化内容、达成多样化目标的新阶段⑬，形成了由政府部门、科学家群体、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媒体组织、科普设施、专业组织、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活跃的科技传播实践领域，在提升公众知识水平和科学兴趣、促进公众的科学理解和科学素质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工作，特别是在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以来，各部门和各地方围绕《科学素质纲要》的实施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带动了全民科学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实施过程中也形成具有大联合、大协作特点的工作机制，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公众传播体系。
但与国际科技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整体水平目前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科协进行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6.2%，尽管相比前些年有较大提高，并进入快速提升通道，但总体水平只相当于美欧发达国家90年代初的水平，公民科学素质不高仍然是我国创新发展的“短板”之一。大力推进科技公众传播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对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尤其需要调动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传播与普及活动来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
结语：科技传播理论和政策研究
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依赖建立能给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强力支撑的国家创新体系。而国家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又依赖国家科技传播体系给予有力支撑，因此，建设科技强国需要加强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建设，并把国家科技传播体系作为重要支撑系统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之中。在当前阶段，科技传播研究者需要深入开展科技传播理论和政策研究，通过全面分析和识别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家创新体系以及公众科学素质、创新文化建设提出的各种科技传播需求，深入探寻科技传播在创新时代的功能价值和作用机制，科学指导科技传播体系建设和当代科技传播实践。
科技传播研究产生于不同的研究传统⑭，目前对科技传播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分散于不同领域，有不同范式和研究方向⑮。贝尔纳可以说是第一个意识到科技传播重要性的科学家，在出版于1939年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他专门讨论了科技传播问题⑯。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技传播现象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科技传播研究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90年代之后的科学交流和科学传播研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理念（如开放存取、科学对话等）。科技传播研究目前迫切需要将分散于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合理的整合，建立整合性的研究框架体系，深化对科技传播各类问题的研究。
科技传播研究面对的问题可以区分为“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两类。科技传播本身属于传播实践，需要运用各种技术和方法来达成传播效果，与这些技术、方法、效果相关的问题便属于“内部问题”。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亦可称为科技传播“微观研究”）可以为科技传播实践提供指导。科技传播在当代与科技创新、经济社会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亦包含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建设这类问题，科技传播研究因而需要研究由此产生的许多“外部问题”，例如科技传播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科技传播体系建设和科技传播政策问题等，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可称为“外部问题研究”或“宏观科技传播研究”。
当代发展背景下的科技传播政策应促进社会建立一种能够调动社会各界热情和潜能、为科技传播发展提供动力和活力的体制和机制，不仅能够促进科技传播繁荣发展，而且能够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传播服务创新的作用，服务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现有的科技传播政策还分立为两大基本部分：与服务科技创新相关的政策、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相关的政策（或者说与科普相关的政策），还没有形成创新范式科技传播政策的充分体系化，没有形成强大的政策合力。特别是与促进技术转移、推进产学研结合相关的政策仍然分散在不同的政策法规中⑰，尚未形成完整严密的政策体系，许多政策内容也多偏重于原则性的规定和指导，缺乏有力的配套措施。
相比而言，与科学技术传播普及、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相关的政策在体系化程度上要高得多，政策内容更加丰富，政策覆盖面也更广。特别是在实施《科学素质纲要》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了涵盖科普资源建设、渠道建设、设施建设、能力建设、队伍建设等内容的系列化政策，在推进科普工作深化发展、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是我国的科学技术传播普及工作和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还存在行政化主导、社会化不足的问题，未来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尤其需要关注：如何通过政策促进形成能够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和广泛参与的工作新机制，形成政府大力支持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发展新格局；如何通过细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推进科普文化产业、科技中介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形成公共服务性科技传播和产业经营类科技传播双驱动的发展新机制；等等。
创新范式（或者说“创新目标”）的科技传播政策需要将“服务科技创新”作为核心目标。我国目前的科技传播政策研究和制定需要在全面梳理和系统分析既有政策及其效果的基础上，根据科技创新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的需要，加强科技传播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体系设计，本着强化政策供给、补齐政策短板、细化政策内容、出台配套措施的目标，促进建立能够涵盖科技传播不同领域、针对不同任务目标的有层级、体系化的科技传播政策，然后再通过强化政策的执行及配套措施的实施，建立能促进科技传播事业繁荣发展并有效服务创新的体制机制，推动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建设并使之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从而为我国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奠定良好基础。
注释
1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31/c_1118965169.htm，2016年5月31日。
2石顺科：《英文“科普”称谓探识》，《科普研究》，2007年第4期，第63～66页。
3范琼英：《国外大学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对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与思考》，《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73～75页。
4白天亮、刘志强、赵展慧：《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述评》，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130/c64387-28097614.html，2016年1月30日。
5National Science Board, 20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b20161/uploads/1/nsb20161.pdf.
6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国际论文部分》，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930169.html，2015年10月22日。
7翟杰全：《让科技跨越时空：科技传播与科技传播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8OEC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http://www.oecd.org/sti/sci-tech/1913021.pdf.
9李正风：《从“知识分配力”看科技中介机构的作用与走向》，《科学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405～408页。
1011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31/c_1118965169.htm，2016年5月31日。
12［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 398～418页。
13翟杰全：《科技公共传播的当代图景和内在特性》，《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39～142页。
14翟杰全：《科技传播学的三大源头》，《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29～32页。
15翟杰全：《国内科技传播研究：三大方向与三大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8期，第68～71页。
16［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第398～418页。该书第11章为“Scientific Communication”（科技传播），中译本译为“科学交流”。
17孙福全、陈宝明：《我国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政策分析与建议》，《中国科技成果》，2008年第13期，第7～11页。
责 编／马冰莹
Important Support for Building the Worl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Zhai Jiequan
Abstract: Building China into a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 is a complicated systematic project, in particular, it needs to promote knowledge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determine that it must build a complete set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realize the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ole of the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discus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ought that the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help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that the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geared to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public also helps to create a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conducive to innovation. Therefore, building China into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in the world requires us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also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ystem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cal power
翟杰全，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传播。主要著作有《让科技跨越时空——科技传播与科技传播学》《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技术传播与企业的技术传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