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地中海意象
《天下都地图》以太平洋为中心绘制
澳大利亚，整个的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和澳洲，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地中海的地理空间、文明空间和政治空间。不折不扣，这是今日西太平洋的东方地中海意象，串联起太平洋，进而连贯起整个世界。
首先向大家陈述的是所谓的东、西两方的“地中海意象”。众所周知，地中海连接欧亚非三洲，再经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西贯大西洋，东接印度洋，也就是联结起世界。尤其从大航海时代以来，地中海将欧洲和大西洋串联贯通，进而将整个世界联贯一体，蔚为象征。
概而言之，地中海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而且，辗转推陈，已然成为一个文明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实际上，所谓的现代世界，就是由17世纪以还的“地中海文明”氤氲涵养，而逐步推展为“大西洋文明”，再呈现出今日这般“太平洋文明”之曙光初现，由此三波叠加，层累地形成的。
在东北亚地区，不仅中国渤海、黄海和东海以及日本海，概为一地理与政治空间，而且，北从库页岛至日本诸岛、朝鲜半岛，外扩至关岛，一直南下到台湾、菲律宾，甚至扩展到澳大利亚，整个的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和澳洲，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地中海的地理空间、文明空间和政治空间。不折不扣，这是今日西太平洋的东方地中海意象，串联起太平洋，进而连贯起整个世界。
在此大框架里，中日关系问题是两百年来东亚历史转型到了最后收尾时段的最后一场博弈。细而言之，这一问题可从近、中、远三个角度来看。
从眼前来看，中日关系问题涉及到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空间中，谁是东亚经济、政治发展以及文明发展的引擎，一个领导者角色的遴选分配问题，由此而有中日之争。虽说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长期位居亚洲最发达国家，率先进入世界体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故而，风水轮流转，今日亚洲双雄争锋，中日关系遂成一大“问题”。而从可见未来观察，则中国“后来居上”，不仅是趋势，想必也是事实。如此这般，则日本心态失衡，压力倍增，可想而知。穷则思变，此时此刻，没事也会找出事儿来的。
从中期来看，可能牵扯到战后60年了，《雅尔塔条约》所建立的世界体系是否还适用这一问题。实际上，早在战后不久，基于冷战需要和全球布局，倒是这一体系的缔造者老美率先将此体系撕开了一个口子。在下以为，在这个地方，要有思想准备。毕竟，现在日本的主要劳动人口已经是战后第三代人了，他们成长起来了，不再想背负沉重历史包袱。
值此情形下，如果一再要求对方就历史问题不停道歉，有没有现实可能性？有没有意思？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我接触到一些日本青年，我感觉，如果你要他就爷爷的事情一再道歉，他嘴上不说，心里可能很反感；虽说明知应该道歉，但却依旧不舒服。德国现在的青年人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心理，一种人类心理，需要我们共同正视。
在此，还有一条，就是日本要解禁自卫权，逐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此举不惟针对中国，实际上也是针对美国所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日本希望成为正常国家，而且，终亦必梦想成真，我觉得这一条中国不仅要有思想准备，也要有一定的同情。因为日本现在是一个半主权国家，大量美军驻在，暗中处处受控。当年民主党上台，鸠山由纪夫拜相，图有所变，远美帝而亲华夏，结果立马招致反弹，可以为证。
期间，美帝背后下手，大家都心知肚明。作为一个具有悠久立国立政历史的国家，日本希望拥有完整主权，于情于理，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位居世界经济老三，在他们自己看来具有高度文明，尤其战后建立起成功的民主体系，确有值得自豪的地方。值此情形下，它要争取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中国对此无效抵制，还不若给予同情的理解。
可能，未来几十年间，中国必须对两件事保有充分思想准备。
一是南北韩的统一，这是早晚的事情。届时，卧榻之侧，一个拥有一亿人口和核子武器，而国民怀持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出现了，其对中国未来的地缘政治和东北亚局势将会造成强烈的冲击，是不难想见的。
二是日本早晚会成为所谓“正常国家”。你可以通过大国博弈阻止或者延缓这一进程，但是，终究而言，它不成为正常国家才是不正常的。从国族利益和国家理性出发，对于上述进程能够抵挡一阵就抵挡一阵；在无法搬走、只得相处的邻居的意义上，敦睦比交恶好，却应给予同情的理解，于中华民族政体利益而言，可能利大于弊。
凡此种种，要有足够的意识和思想准备，要有政治预案。在下如此陈言，料想会遭谩骂，但理性在此，不得不说。
从长远来看，过去中日之争，甲午之战，是已然步入到现代世界体系里的初步现代国家和一个还没有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东方帝国之战。中国八年抗战，实际是都进入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两个国家在较量，各有盟恃，各拥资源。时值今日，这个问题要重新看。可能有一个超越既有的世界体系，而重新塑造世界体系的问题。
换言之，中美共治下的和平，会否成为世界体系的核心？
在这个大视野里看这个问题，就牵扯到一件事，即中国的“1840情结”和日本人的“原爆受害者情结”，中国人作为东亚老大这一“老大帝国情结”和日本的“亚洲一等公民情结”。日本之有此一情结，源自我是亚洲最先发达的、最好的现代化国家，我也是亚洲民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的这一自负。
凡此情结交集而纠结，实在不容易厘清。冷静处理，不仅要有大格局，而且要看到“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点。在此，民粹主义最坏事，简单幼稚的民族主义同样坏事，无裨于调处这些关系。晚近十多年来，双方的格局都很小，令人遗憾。
另外，甲午一战，日本觉得中国海军不堪一击，仿佛至今在文化心理上仍然不愿平视对方，姑且不说因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准的差异，一般的日本人多少看不起中国，多数似乎也不太了解发展中的中国。
但是，另一方面，以日本作为一个国族和文明而言，就其资源、人口、文明的时空含量来看，迄止上世纪80、90年代，已然登峰造极，功力已然发尽，不可能再攀高峰了。而恰恰就在同一时段，旁边这样一个庞大的中国文明实体逐渐崛起，如日中天。
值此情形下，他要了无焦虑，才不正常呢！在此，以仁恕之心待人，中国也要充分考虑到你的邻邦，只有一亿五千万人口，在欧洲是一个大国，跟中国相比不能算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力量，其焦虑的正当性，然后怎么来适予安抚，让他打消顾虑。
我接触到一些日本教授，他们似乎有一个感受，“你们会不会以及什么时候报仇？打我们？”正如同我们同样也有“日本什么时候再会侵略中国？日本重新武装后会不会再度侵略邻邦？”这样的担忧。
我觉得这个事情涉及双方文化心理和民族忧患，需要从邻人相处之道来考虑。为什么他们和我们会有这种焦虑？光嚷嚷你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你们犯下过滔天罪行，你们法西斯军国主义，解决不了问题。
谁是真正的敌人？
过去陈寅恪先生说环华危机，而以西北边患和东边倭寇对我华夏文明危害最大……今天，从国族的政治成熟的角度来说，究竟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同样需要在政治上进行省思。否则，四面出击，八方树敌，不智，不祥。
第二点，也是中日关系与东北亚局势中所涉及和反映的，而恰恰是最为重要的关键，就是政治。中国的大转型行进到今天，如从1860洋务运动算起，已然经过了154年，不外乎是一个政治建国的进程，指向“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四大指标，而以“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四位一体笼而统之。
在此进程中，什么是政治？政治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不仅一直伴随着一个半世纪的转型，而且，应当在建设现代中国和建设现代世界的意义上重新加以思考。此为大是大非，大经大法。
我们说政治旨在“确立主权，提供秩序，分清敌我，划分公私”。但在非常政治的大转型时段和国家间政治中，分清敌我，最为关键，堪当核心。换言之，当今之世，究竟中国最主要的敌人是什么？谁才是中国的大敌？在这个问题上不清不楚，胡得安邦治国？怎能建政立制？
过去陈寅恪先生说环华危机，而以西北边患和东边倭寇对我华夏文明危害最大，盖先生对于沙俄扩张和日寇进逼的来龙去脉，每多历史眼光，保持政治清醒，故而提示同胞，警策世界。今天，从国族的政治成熟的角度来说，究竟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同样需要在政治上进行省思。否则，四面出击，八方树敌，不智，不祥。
进而言之，就今日情形而言，日本是不是中国的敌人或者最大敌人？这需要讨论。
中美两国有矛盾，而且是结构性矛盾，因为大国的成长总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进程，但是，是不是一定就会打起来？和日本能打起来吗？西北边陲的老毛子靠得住吗？或者，最靠不住？这些问题均需考虑。深长思之，决不能容忍媒介的叫嚣和民粹的鼓噪误导心智。“人民群众”在此恰恰是最盲目的，信不过，不可信，不能信。
说到底，中国是一个孤独成长的大国，环顾之下，没几个盟友，更无坚定的盟友。过去还有一个北朝鲜，包袱背着，现在也快闹翻了。“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松松散散。尤其是后者，鸡肋，靠不住。有比没有强，但无几个坚定盟友，要在国际上混，总不是个事。值此情形下，这样一个大国会不会因为孤独而孤注一掷？这是西方的疑虑，值得我们思考和回应。
虽说国家间关系里只有永恒的利益，但文明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还是要考虑的。由此涉及中国的政体与文明，其成长与发展诸项，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刻下中国有软肋。换言之，现代世界，一个转型成功的国族，必然解决了政权的来源问题，而以“权为民所赋”所奠立的“主权在民”来支撑，获得国内政治的正当性，进而稳定性。
换言之，由此一举解决“政权的永久性的正当性”，而以“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来表征和兑现。刻下中国，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尚未完全解决，致使中国政治未能完全上轨道，意味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转型还没有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一个未完成转型的、正在向现代国家进发的庞大实体，四面出击，是不是到时候了？难道这不是软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还要埋头干活才是。这样说，不外是想说明，国家间关系牵扯到内政，而引发出更为广泛的一些问题，比如政体与文明的问题。
说到文明，则历史记忆、历史意识及其塑育，涉及一般民众，顶顶要紧。我看到一些文章，也听人说过，有一些越南人，包括越南的普通民众，他们有一种想法，仿佛是一个历史记忆，说“当年我们越南和中国划江而治的时候”，如何如何。江者，长江也——老天爷，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怎么会有这种历史记忆呢？
据说越南不少人有这种想法，以为当年长江以南都是“我们的”。刚才谁说到高句丽问题，他们的激烈民族主义者声称要建一个跨长白山的东亚大国，其间同样涉及到政体、文明和地缘政治诸项，而这些问题恰恰是现在中国这一孤独者还没解决的。这是我今天想说的第二点。
意识形态、国家关系与民主和平论
中国与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不同，换言之，在他们眼中，此为一个集权国家和民主体制的对抗。他们自负占据着道义制高点，就美英而言，内里延续着大航海以来的西方强权的思维惯性和强盗逻辑。
第三点，我想顺着“政治”这个主题，谈一下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的问题。
过去有一种讲法，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此即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可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国家的内战。还有一种讲法，意识形态一致的国家不会有战争，可越南和中国意识形态基本一致，却因为国家利益之争而闹得不可开交，几番交战。过去的中苏关系，发展到珍宝岛交火，发展到“亡我之心不死，陈兵百万”云云，亦可为证。
凡此种种，说明国家间关系所涉因素众多，远非某一因素所能独力解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不同，换言之，在他们眼中，此为一个集权国家和民主体制的对抗。他们自负占据着道义制高点，就美英而言，内里延续着大航海以来的西方强权的思维惯性和强盗逻辑。
如此一来，是不是战争的危险性随之增高了？是否姑且不论，它至少提醒我们，既有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分析范式，东方与西方、成长中的强权与既有的强权等概念，可能无法解释当下的千般复杂、万般纠结，而需要我们在既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其复杂性与长期性。
不过，既然说到道义制高点以及文明的转型，我想举一个例子。前不久，现任日相访问欧洲，有人问到你对过去日本侵略战争的看法等等，我记得，此君王顾左右而言他，在东拉西扯几句敷衍搪塞后说，我们非常自豪，在战争的废墟上，通过认真反思，日本建立起了一个成功的民主法治国家，云云。
——各位，不要小瞧了他的聪明，他在宣示一种自豪的同时，等于将对手贬抑到道义低地，而这恰恰是西方媒介心领神会、人云亦云之处，可能，也是某种现代的世道人心。我们知道，不可能一旦中国转型为民主政体，国家利益之争随之烟消云散，战争阴影荡涤殆尽。
但是，从国家间政治场域回到国家政治语境，它说明内政意义上的政体涉及到国家间政治中的道义制高点，不完全是打一仗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