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理性、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
姜文电影《鬼子来了》
笔者接触一些日本学人，在他们眼中，晚清以来，中国政府步步为营，有章有法，不若东瀛之政乱心迷，所谓的政治不过衰退为政客们自拉自唱的权力游戏。
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目标之一，就在于形成理性充盈而刚健博大的国家理性。迄而至今，多有成就。笔者接触一些日本学人，在他们眼中，晚清以来，中国政府步步为营，有章有法，不若东瀛之政乱心迷，所谓的政治不过衰退为政客们自拉自唱的权力游戏。但在吾人“内在视角”观察，则华夏国家理性不彰，恰为时弊，也是积弊。
毋宁，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虽说理念和政制有别，却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治理技艺。此即以政党理性取代国家理性，用国家理性压抑公民理性。国族的成长，如同人身，任何一极独大，心智和心志失衡，则肢体必然趔趄，终非善也。
地中海文明以还，“权势国家和权力政治”蔚为时势，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精神，由此而有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凯歌高奏。但是，这是国家的1.0版，后来国家升级成2.0版，民族国家以“宪政国家和宪法政治”立国，迎来一个大众民主时代。20世纪以来，尤其二战以后，“文明国家和文化政治”更上层楼，民族国家在此层次展开博弈。
在后两个维度上，中国多所欠缺，一些人的心智还停留在18、19世纪“落后就要挨打”这种权势国家与权力政治的国际关系理念上。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历史和政治理念过时无效了，谁都知道“失败国家”是什么滋味。毋宁，是说不够用了。没有“宪政国家和宪法政治”这一大框架奠立国本，则国族难立，国家理性是有严重缺陷的。
从政治理性来讲，审慎、克制，概为政治德性，现在好像比较欠缺。民主政治以大众参与达成政治正当性，但却以贤者治国为理想，追求的是“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的互补格局，由此造成一种审慎、克制的政治理性品格。过去大家觉得中国太软，只知道“弃权”，现在仿佛硬起来了，以至于一年多来，一时间狼烟四起。
刚才两位先生争论“输得起输不起”，在我看来，中国输不起。为什么输不起？因为一旦开战，人家政权不会倒，倒的是政府，而中国要是输了，则政权危殆，说明上述关于“政权的永久性的正当性”这一关还没过，缺了国家的2.0版也！
还有就是公民理性。若说晚近治道，则以政党理性取代国家理性，蔚为一端，一如“以国家理性压抑公民理性”。为此，以公民理性救济国家理性，让国家理性回归国族利益中轴，恰成时需。在此，公民情怀不能被简单激进的民族主义所裹胁、所遮蔽。说到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对于日本同样适用。
最近这十几年，中日领导人都换了好几任，但格局都很小。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日本最近十几年换了那么多首相，格局之小，真让人感喟。从政治理性来讲，两国领导人格局都很小，而且有时候有点意气用事。
还有，现在办外交的，听说多半是学外语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有限，现代政治理性训育更是有限，甚至等于无，搞搞迎来送往，办一点安排吃住旅游的具体外事活动行，操盘不行。据说选拔外交人员，强调思想要红，业务倒在其次，这怎么行。
不过，进步是真实的，比起在下当年留学时见到的那些上班穿着拖鞋，烟不离嘴，随口吐痰的外事爷，现在好多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成长，需要全民族几代人的接续努力，我们大家不仅是见证人，也是责任人啊！
说到这里，想到一件事，可谓集国家理性、政治理性与公民理性三位一体之仪式化。现代中国每年纪年抗战胜利，都是一家独唱，孤单。不妨仿效诺曼第登陆纪年仪式，邀请日、韩、俄、美以及东南亚、澳洲等国的元首与首脑，以及台岛的领导人，一齐聚首，同台唱和。既在志念，亦在敦睦，更孜孜于和平。
当年的侵略者身临此境，只有认罪忏悔的份；后来的胜利者欢聚一堂，更不忘生聚教训。如此这般，大场面，大格局，好祥和，好兆头。
中夏安，远人服
唐•阎立本《职贡图》
贞观五年，西域的婆利、罗刹和林邑三国遣使长安，朝拜中原大国……廷召之际，林邑国使神色倨傲，出言不逊，乃有大臣忿然，奏议派兵讨伐。太宗稍加沉吟，开口说魏征曾经告诉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远人服”。
最后再说一点，将视野从国际政治拉回到国内政治，古今互鉴，以为收尾。中国有一幅名画，就是唐代阎立本的《职贡图》。据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贞观五年，西域的婆利、罗刹和林邑三国遣使长安，朝拜中原大国。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华夷之辨和朝贡体系吧。廷召之际，林邑国使神色倨傲，出言不逊，乃有大臣忿然，奏议派兵讨伐。太宗稍加沉吟，开口说魏征曾经告诉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远人服”。阎本所绘，即此远人来朝景象，其服色杂陈，深目乱髯，为中原所未见。逮至宋代，苏大学士观画有感，乃有“贞观之德来万邦，浩如江海吞万江”之叹。
鉴古知今，在知得失，不难想见太宗的心胸气度，远见卓识。当今华夏，虽说经济总量世界老二，但政治修明、文化建设以及一般人民之行止出处的文明修养，有待提升。因而，远人不服，也是意料中事。当然，之所以不服，不仅在于两相比较，高下立判，而且，在于国际政治中的权势转移，总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先发国族面对邻居的旺势，需要一段适应期。
但是，即便如此，吾人须知，一个尚未完成现代转型的国族，其之参与地缘政治博弈和全球治理，必有赖国家政治走上正轨，无心腹之忧，才可伸展手脚，也才能于国际博弈中添筹加码。一句话，“中夏安，远人服”，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有需要的话再亮肌肉，跟周边最好是不打，打也不怕。
作者简介
许章润，男，1962年生，安徽庐江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政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人民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或者讲席教授。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墨尔本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主治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兼及思想史与宪政理论，尤其关注“中国问题”意义上舶来理念与固有生活调适过程中的法律方面，而念念于中国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现代重构性阐释，汲汲于儒家优良传统的法律复活和中国之为一个大国的法律布局，追求法律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寻索学术的人道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