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种深入比较，人们便可了解，所谓大国，即是指那些不仅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权力资源上的显著优势，而且在国际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地位、对自身所处的文明体系乃至全球都富有巨大影响力、其综合国力能在自身区域甚至全球都居于主导位置、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广泛国家利益的国家。在这里，所谓权力资源，又称作“综合国力”，往往系指一国对他国施加影响和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所必备的物质性权力及非物质性权力的总和。物质性权力大都包括军事能力、经济实力、资源储备力；非物质性权力亦称“软实力”，其往往是指包括诸如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管理、制度、社会信仰、道德以及生活方式等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在现今时代，假若一个国家能在上述所有领域都会对体系内其他国家拥有明显优势，并且在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投射或投放上体现出全球性特征，那该类国家便毫无疑问应归属超级大国。15世纪至17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曾一度强大，但其力量投放却都局限于海外掠夺土地、海上货物贸易，科技创新少、创新档次低，以致难以维持长期繁荣。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由于率先抓住了第一次科技革命及随之带来的产业革命的机遇，不但发展国内经济、社会、文化，而且也向海外扩展商品市场、金融贸易和文化传播，因此才有了世界上首个最成功大国的系列崛起。在19世纪七十年代至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俄国（后为苏联）等国因为从不同阶段、不同途径、不同领域抓住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及随之带来的产业革命的机遇，注意从经济、军事、社会、安全、环境、管理等各方面加强科技的持续创新与应用，同样都纷纷成为了世界科技大国，其中美国和前苏联还是全球公认的超级大国。20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尽管世界局势变动纷杂，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美国仍在“一超独霸”，欧洲老牌大国呈现兴衰更迭连环交错，继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正艰难地力图重挽旧日雄风等。由以上所列情况往深处看，其实，一个国家的发展归宿既与自身固有的各种力量组成强弱相关，同时，又与科技的创新程度高低及管理水平优劣和是否能很好匹配密不可分。
由此可知，凡是形成一个大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所享有的地位，往往总会集中地显示在：第一，在体架特征上，大国之“大”都表现为规模大，包括国土面积、地理资源、人口、军事、经济产值总量巨大；第二，在功能调配上，大国之“大”都表现为影响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对内对外主导性牵动作用巨大；第三，在形象展现上，大国之“大”都表现为地位高，包括在国际社会活动能力、在国际组织号召能力、受国内外民众支持程度很高。只有具备了此类条件、享有了这种地位，一个大国方可能进一步跻身强国行列。
2、强国形成的要素条件与实力地位界定。一般说来，强国之“强”则又是以先成为世界或地区大国作前提，并在如下几方面能表现出自身独有的主要优势为条件：第一，对内稳定力、统筹力强。其中尤为包括对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体制效能的交替并用及局面支配力强；第二，对外制导力、威慑力强。其中尤为包括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舆论效能的交替并用及态势把握力强；第三，对国际事务中维护本国最大利益的核心竞争力强。其中尤为包括对政治、经济、科技、法律规范、跨国管理效能的交替并用及机遇占优力强等。
在15世纪至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因为科技、经济的发展时期较早，的确很难具备作为成熟大国的要素条件与实力地位内外环境，所以，始终未能跨入世界科技强国的阵列。而英国、德国、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却不同，如前所述，英国曾牢牢地抓住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的双重机遇，美国、德国、日本则更是充分利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机遇，竟能后来居上，乃至在不少领域还大大地超过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固然可算作是老牌世界科技大国，但由于一些国力基本要素配置不齐、国内外地位高低不稳，在较多相当关键的科技、经济、产业前沿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却存在着种种不小的差距，所以，只好退落在美、德、英、日等国之后。
3、科技创新能力跟进驱动的层级组合与协同共促。从大的综括方面考察，如果将科技创新能力融入到具体的特定环境，那么，便可分门别类地粗划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国家创新能力、区域创新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等。在这里，所谓创新，通常都是指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不断拓展对客观世界、自身认知与行为过程及结果的活动，即人为了一定的目的，本着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对事物的整体或其中某些部分进行变革，以便使其得以更新与发展的活动。创新的本质是进取向上，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激情驱使，既能淘汰旧观念、旧技术、旧体制，又能培育新观念、新技术、新体制，其作用巨大。立足于以创新为根本的创新能力则是在前人发现或发明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性地提出新的发现、发明和新的改进、革新方案的能力。十分清楚，创新能力首先是具有综合独特性和结构优化性等特征；其次，遗传素质是形成人类创新能力生理基础和极为必要的物质前提；再次，环境又是人的创新能力和赖以提高的重要条件；最后，实践则是人创新能力形成的唯一途径。科技创新能力的涉指对象除了微观层面的企业、学校、科研机构或自然人等在某一科技领域所具备的发明、发现创新的综合实力外，而在宏观层面，同时还应包括一个国家在科技各方面诸如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基础、创新环境（如内外部环境、管理和体制）等要素的系列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必须紧扣国家发展需要步步跟进、环环配合，在层级和行业的各个系统通过联组共促，才能达到驱动国家兴盛的一致目标。
20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近30年，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在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的带动下不断向纵深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仍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却又在大批国家出现了增长普遍放缓、减速的状况以及资源紧缺、能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危机。只要仔细观察近250年来人类经历的三次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周期，就不难看出，经济上行期的长度往往都是取决于那一历史阶段经济基础中最显重要的科技进步（亦可称作科技革命）所释放的推动力能够维持多久，科技进步越具有革命性质，其所推动的上行期就越长；同样，经济下行衰退期的长度也取决于新的具有革命性的科技进步酝酿时间的长短。根据以往的历史规律，凡遇际经济危机屡番困磨、且需冲坚克难，却大都是孕育、诞生重大科技突破的黄金时期。况且，近30年高科技在许多国家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和成就，即已在日益昭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正式兴起。然而，世界范围的种种现实也异常雄辩地证明，任何国家要想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有利和主动地位、赢得大好机遇和胜局，最可靠的出路就是必须狠抓科技创新、千方百计和扎扎实实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