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1939年生，196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毕业，受教于冯友兰、任继愈先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获2012年度孔子文化奖个人奖。
经历了欧风美雨苏霜，更懂得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文化
解放周末：作为两千多年中华思想文化主导与底色的儒学，在经历了近百年西方文化的冲击后，迎来了复苏的春天。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复古”现象，而您将之形容为“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牟钟鉴：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经历“扬弃”之后的一次螺旋式升华，是事物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客观辩证运动的表现。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中华文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这一变革将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其深刻性尚有待于人们认真加以反思和觉解，更需要学界从学术理论的高度予以研讨和阐释。
解放周末：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死而后生”？
牟钟鉴：儒学在近代衰落而今复兴，且势头强劲，并非偶然，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借用佛教用语，这是“契理契机”的显现。
儒学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宇宙、社会、人生智慧，凝结着东方道德文明的常道，因而内在生命力强大。但它在帝制社会后期一度被专制政治扭曲，趋于僵化保守，跟不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其“有礼无仁”的形态反而成为社会革新的负能量。因此，它受到西方启蒙思潮和国内新兴变革力量的巨大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社会思想解放的需要，也是儒学再生的必要条件。
对儒学而言，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既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又是一次净身的冲洗。“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使儒学陷于“灭顶之灾”，在客观上却使“反孔批儒”思潮走向极端，充分暴露出其危害性，为人们重新思考儒学的价值提供了反面的教训，也为儒学的回归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解放周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曾兴起过儒学热，但似乎并未持久。
牟钟鉴：这次不一样，是各个领域的基层自觉自发地兴起热潮，而不光是一些领域的一些精英分子。我们明确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建设文明强国的根基，文化方向拨正了，这样的文化热，会是稳定和持久的。
近百年来，我们的文化自卑到了极点。“五四”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追求民主与科学，推进了中国现代改革事业；但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丢失了民族文化主体意识，没做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抛弃的辨析工作，就把传统文化一股脑儿扔掉了，比如提出要全盘西化，甚至提出要废除汉字。
当然，这既是当时救亡图存的形势所逼，也是因为儒学自身失去了生命力，表现出来的腐朽和陈旧确实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解放周末：这种抛弃而非扬弃的思路，深刻影响了以后的文化发展。
牟钟鉴：我们确实受益于西方文化，包括欧美的民主科学，十月革命带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连续不断地进行革命，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得到了独立解放。解放后，我们又向前苏联学习。
但是，再独立再解放，文化不自立，民族也不可能真正立于世界之林。在经历了欧风美雨苏霜，遍尝了酸甜苦辣之后，我们切身感受到，还是中华传统文化更符合我们的社会需要，能够安身立命，有益文明人生。
我们要吸收世界文明的营养，用以充实新时代的精神生活，但民族的根和魂却在中华文化。实践证明，当初“全盘西化”论者企图用切断民族文化血脉的方式来“救中国”，无异于南辕北辙，不论结果如何，中国将逃不过做西方文化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而这正是顾炎武所担心的仁义沦丧造成“亡天下”的恶果。他的担心虽未变成现实，但今日思之，依然需要警醒。
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他的思想已浸入中国人的骨髓
解放周末：历经磨难而不熄不灭，儒学为何有着如此顽劲的生命力？
牟钟鉴：孔子创立的仁礼之学，为中华民族确立了仁和之道的人本主义精神方向，为社会提出了道德价值标准，这是民族的文化血脉、基本性格和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的主导思想、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不论朝代如何变动，不论制度如何改革，中华民族延续的基因血脉和凝聚的精神纽带始终是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否则中华民族就离散了。
即使在反孔最激烈的年月，“五常八德”，即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民间仍然是习焉不察的主流道德行为准则，它不是几次政治运动能够扫掉的，尽管它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历史证明，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因为他活在中国人的心里，文明社会需要他，孔子的思想已经润于中国人的肌肤，浸入中国人的骨髓。
解放周末：但这样的曲折与磨难，必然对儒学有所损伤，对今天人们正确认识儒学的面貌与价值带来遮蔽。
牟钟鉴：是的。对儒学的误解、曲解，乃至戕害，一直都存在，不仅仅是那几场政治文化运动，而是2000多年里没有断过。
一种误解是把别人说的话，安在孔孟头上。比如，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儒学升为官学，宣扬“五常”，使之成为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规范，但他在“五常”之前加上了“三纲”，说：“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到了东汉章帝时，官方推出《白虎通义》，确立“三纲六纪”，明确规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和“五常”就这样被嫁接在了一起。儒学被批，“三纲”的宗法等级观念是很大一个原因，但它其实并不是孔孟说的。
事实上，孔子虽有等级观念，但强调相互责任，其中包括人格的尊严。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更厉害，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解放周末：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确为孔子所言，这句话广被批判，认为孔子提倡君主专制主义。
牟钟鉴：这就是对孔孟的另一种误解——没有正确理解他们的原意。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意是为了“正名”，即要求君、臣、父、子都要名实相符，各尽其责。但至于尽怎样的责、如何尽责，当时孔子没有说明，因而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解释空间。孟子的解释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三纲”却将之解释为，君、父、夫对臣、子、妻拥有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利。这种解释当然更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历代君主都乐于采用和宣扬，并把这个观点强加在孔子身上。
解放周末：从这样的君臣关系出发，历朝统治阶级极力宣扬愚忠，这也被认为是孔孟对世人的荼毒。
牟钟鉴：在孔子那里，“忠”字主要并不表示忠于君主，更不是愚忠。
统观《论语》，提到“忠”的有15篇，共17处，其中谈到忠君的只有两处。一处是《为政》篇，提到“孝慈则忠”，首先要求国君下慈于民，然后民才能忠君。另一处见《八佾》篇，“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同样，臣事君以忠，也是要以君使臣以礼为先决条件的。
在《论语》中，孔子从未说过臣下要盲目顺从君主、君主对臣下可以生杀予夺。相反，对君臣两者的关系，孔子首先要求当国君居上位的要守礼，要以身作则。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还说：“修己以安百姓”，认为当国君居上位的必须“好礼”，必须“修己”，才能使下面的人心服，才能安百姓。
总之，在孔孟那里，君不是最高的，道才是最高的。孔孟皆有“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说法。但宋明以来，部分儒者对愚忠大力提倡，延展到民间，又提倡愚孝。二十四孝中有“郭巨埋儿”，那是伤天害理了，哪是什么孝?
解放周末：面对种种误解，您提出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口号——三纲不能有，五常不能丢，八德都要有。
牟钟鉴：必须有所澄清，不能再以讹传讹。孔孟根本没有提过“三纲”，那就不要再提了。“三纲”抑制了“五常”，只有铲除了“三纲”，才能充分释放“五常”所含有的平等、和谐、有序、诚信的正能量。
即使保留和提倡“五常八德”，也要与时俱进。那些繁琐的礼今天还要它干吗？但文明礼貌总是要有的，诚信难道可以不要吗？该留的留，该丢的丢，留下的东西也要做进一步的阐释，赋予它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