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召开的以“欧洲和美国未来的治理”为主题的第五届跨大西洋对话会议提出了“在公共信任下降的今天，公共部门能否重建它的合法性”的问题。直到2016年6月结束的第十二届跨大西洋对话，围绕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在继续，只不过将背景限定在“危机时代”。公共信任的实质是政治信任，即民众对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简单来讲，就是民众相信政府会制定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预期的政策结果。政治信任下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不管在现实之中抑或在虚拟的互联网场域内，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高居不下，公民的抗争形式日趋多样。可见，如何“取信于民”是世界各国都需要正视与解决的重大治理问题。从这一背景来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式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时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和国际潮流。
政府信任的现状：“央强地弱”与“城低农高”
政治信任的重心是政府信任。相比于抽象的政治制度，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才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互动方。根据信任对象的层级不同，政府信任可划分为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无论是远邦美国还是近邻日本，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均高于中央政府。相反，大量研究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显著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官员的信任同样高于地方政府官员。政府信任呈现出典型的“央强地弱”倾向，具体表现在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其次是省级政府和地市级政府，信任最低的是县区级政府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人们的日常言谈中常常表现出这种信任倾向，如坊间流传的民谣“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市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人们的维权行动也反映出这一倾向，如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越级上访和进京“告御状”。对比2012年和2015年的全国数据，十八大之后，“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还在扩大。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央坚定不移的强力反腐及所取得的成效，改善了民众的廉洁感知，这对提升政府信任主要是中央政府信任具有积极作用。二是中央陆续出台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反“四风”等治吏措施得到较好的执行，官场生态发生变化，而且这种风气正在向基层传递，如公款吃喝大为收敛，饭局宴请不再流行。鉴于饮食社交对于政府信任具有侵蚀作用，相比于官员的贪污腐败，民众对为了积累关系资本而不得不进行的饮食社交更加感同身受。因此，吃喝宴请之风的遏制，在减轻国人心理和经济负担的同时，无疑增加了人民对中央的信任和好感。
政府信任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身上出现明显分化。调查显示，总体而言，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要低于农村居民。无论是基层政府信任还是中央政府信任，都呈现出一致的“城低农高”。当然，“高”是相对“低”而言的。这可能跟城市居民更多接触新媒体有关。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中城镇网民占比71.6%，规模为4.93亿。相比于电视、报纸等传统官方媒体，以网络、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新媒体、自媒体更倾向关注负面新闻，某种程度上热衷曝光各级政府的负面形象。这就使得政府腐败以及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更容易进人城市民众视野，从而导致了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更低。随着互联网特别是与智能手机相伴的移动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快速普及，未来“城低农高”的政府信任态势也许会渐趋持平。此外，公务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形象的代言人，尤其是处于基层的公务员。遗憾的是，综合分析1990-2009二十年间的几大权威调查，研究者发现中国公民对公务员的信任长期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有道是“恨屋及乌”，民众对一线公务员的不信任自然容易泛化为对其所在机构和政府的不信任。
如果说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将中央的顶层设计与地方的基层治理有机结合，那么政府信任可视作实现“顶天”与“立地”的催化剂。从理论角度看，政府信任是衡量政民关系的关键指标，体现着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从应用角度看，政府信任是政策有效性的基础，信任缺失会破坏政府的相对能力，进而动摇其执政根基。当前我国的政府信任状态特别是地方政府信任，无法满足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需要，进而难以凝心聚力以形成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鉴于此，对政府信任这个“政治心理资源库”进行“系统升级”，势在必行。
政府信任的升级：过程绩效与信任文化
政府信任的升级，可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入手：硬件系统基于“制度视角”或“制度理论”，将政府信任看作政治制度（政府）运行的结果，核心在于政府绩效；软件系统基于“文化视角”或“文化理论”，关注政治社会化过程以及传统文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目标指向信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