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哈维尔完全是一个偶然。阅读哈维尔时，首先给我带来的满足，是他能够描述出当时捷克社会“隐藏的层面”：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为了眼前利益，将他们的长远利益抛在了脑后，将他们做人的尊严抛在了脑后。所有那些倒退都是不知不觉的，昨天觉得不能接受的事情，今天就处之泰然，明天就习以为常。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地方，哈维尔发出了他的尖锐质疑。
揭露那些隐蔽的视角，发掘潜在的危机，让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哈维尔的这种写作思路及形式，本质上属于艺术创作。哈维尔自己也曾解嘲说，他的朋友认为他是陷入了创作上的枯竭，写不出剧本来了，于是提笔给胡萨克总统写了那封信。与朋友之间的这些玩笑，释放出这样的信息：他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敏锐的艺术家而提出问题，如果说这涉及政治，那么其中显然有一种业余政治的味道：反政治的政治。它更强调的是反对的原因，反对的理由，反对活动的价值：不是为了取而代之，不是为了羞辱曾经羞辱过自己的人，而是为了自己富有尊严的生活，为了民族共同的家园及未来。
一个富有动力的生长点，也埋藏在这个晦涩的隐藏领域，那就是人的良心。一个人若想站起来，那他得从自己身上先站起来；一个人若想摆脱奴役，那么得从自己挺起胸膛做人开始，而不是继续自甘为奴。在经受了那么长时间的困窘晦涩之后，人们需要为自己准备一些时机，一个良辰吉日，拂去自己身上的灰尘。如果是推动社会进步，那么需要将自己的良心带进去，而不是将自己的利益带进去。
仅仅看到勇气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价值观作为支撑，没有沉重的责任感，包括承担自己行为结果的决心，勇气就成了一种鲁莽，行动就成了一种炫耀，言说就成了一个标签。在这个意义上，行为所能够释放的价值，甚至比行为本身更加重要。衡量某种行为的意义，不仅在于当下的现实，而且在于它是否在未来的空间同样能够成立。比如你说要民主，那么你自己就先要民主起来，从现在开始仿佛如同处于民主社会。民主的方式不是对敌斗争的方式，不能把某些人直接视为“敌人”或“异类”，尤其是需要“化敌为友”，那么你是否做到了这一点？
如果在你自己这里有一个新的起点，那么这个世界才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拥有新的起点，才能有真正新的开端和发展，以及新的结局。然而，另外的忧虑又会产生出来。一个开端，即意味着一种中断，中断原先生活的链条，打破原有的某个格局，将人们从本来看似安逸、平静的状态中拖出来，诞生一个新的局面。如此一来，一些东西落在你的脚面上，一些东西落在别人脚面上。由最初的开端所导致的那个长长的链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行动者无法看到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他也无法承担起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即使他想这样做，客观情势也不允许。如果有东西变得需要别人来承担，这是令人感到真正忧虑的。
1969年底我作为子女随父母下放，兄妹几个被安插到大队办的初中小学不同班级。很快我发现一件事情非同寻常，那就是贫下中农都是住自己的房子。后来慢慢知道为了拥有一个像样的房子，他们耗费了大半生的精力和积蓄。而我们这些没有房子的人，却从来不愁没有地方住，不会想到遮风挡雨的问题。上学没几天，还遇到一件事情令我惊讶。有一天早晨班上突然少了大部分同学，一问原来这天下雨，小伙伴们是因为“没有雨鞋”而不能出门。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人会因为下雨不来上学。
当时不可能理解这些事情，然而经验的撞击所产生的印象十分深刻。用我现在的眼光来看，我随同父母是住在一个隔离区域，这个区域被很好地保护了起来。这个隔离区里拥有与广大社会完全不同的面貌，其中的人们之所以具有“先锋性”，拥有在社会中的领先地位，便依赖于这种隔离。从“大院”的眼光来看，社会被看作是“危险的”、“乌烟瘴气的”和不可信任的。
受这种强势观点影响的人们，哪怕是处于社会本身当中，也同样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认为，权力才是唯一的力量和希望所在，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焦点。因为权力有力量，所以只有想法设法靠近它，围绕它，哪怕谈论它，也才是有力量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八十年代东欧的人们（从匈牙利到波兰到捷克）提出的“平行社会”，才显得富有意义。平行社会有自己的根基，有自己所要展开的计划和所追求的目标，即建设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求得社会自身的发育和自我救助，从中磨合、提炼出符合社会整体要求的价值观。让社会了解自己，也让权力了解社会。这样独立的社会与权力是一种平行和并存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
这个眼光既不是权力制造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也不是它的衍生物自下而上的模式，而是自由的社会成员之间真正平等合作关系的开始，也是不熟悉民主的人们积累经验的开始。这是在今天从事民主自由事业的人们需要认真考虑的。在中国，“启蒙”的含义一再被误解，围绕着这个词，也分割为“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不同区域。而实际上不管是谁，包括权力本身，都要回到社会，不自视先锋，也不能有任何凌驾社会的想法。不管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除了盯住眼前所看到的，也要考虑到背后有广大的称之为“社会”的检视监督，那其中的人们的确五花八门、五光十色，参差不齐，存在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的交叉、重叠以及所形成的合力。
破除任何形式的隔离，一道分享这个世界，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才是我们在今天真正所要面对的，也是为我们最为不熟悉的。
我选择“知识分子”这个称谓，而把“公共知识分子”放在一边。前者可以是一个人的自我期许，她可以运用知识分子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而后者是外界附加给这个人的。一般来说，我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但不太知道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该怎么做。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若是站在公共领域中发言，需要坚持这样几条原则：
一、坚持价值立场，做价值的守护者。
二、发掘边缘声音，让被遮蔽的人们和立场浮出水面，不当弄潮儿。
三、拥有长远眼光，着眼于长远利益，而不总是临时性的考虑。
四、坚持真实和良心，不以任何主流、大局的名义，去压制合理的少数人意见。而最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假如你反对特权，那就不要以任何理由让自己获得某些方面的豁免权；假如你反对压制不同意见，你就要允许别人释放与你相左的看法，而不是马上过去一通乱棒。
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榜样有三个人，一个是乔治·奥威尔，另一个是罗莎·卢森堡，还有一个便是阿尔贝·加缪。他/她不仅能够面对对方阵营的压力，而且能够承受来自自身阵营的更大压力。他/她们不仅是所处社会的异见者，而且是“异见者的异见者”，这归因于他/她们的深深焦虑：担心自己及身边的人们，是否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不知不觉中偏离了自己的初衷。假借“正义”的名义，再度做下非正义的事情。而在今天，这存在更大的可能性空间，其中之一是“正义”被混同于某种“成功的英雄”，与商业/消费社会之间发生了说不清的暧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