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模式的内涵
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又被学者们称为中国模式。与其他类型的新权威主义相比,中国模式的特点很清晰:由于历史路径的选择,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不同于东亚模式中的韩国与台湾地区,它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一党政治的社会资本。
从人类历史上大量的经验事实比较来看,一种良性新权威主义要取得功,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强势政府能力,具有排除左与右的教条意识形态干扰的常识理性,对社会与文化的健康多元性的尊重,开放性的制度创新能力。
强势政府能力,表现在能有效地排除国内保守势力与激进极端势力对现代化既定方针与目标的干扰,保持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连续性。
单有强势政府,并不足以引导一个国家成功地走向现代化。如果一个铁腕治国者头脑中充满宗教迷信,其行动与选择受过时的教条观念、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理念、民族主义的狂热、浪漫的政治幻觉等种种干扰,这样的政治家他的威权越高,他领导的国家能力越强,他造成的社会灾难就会越大,施政效果就越是南辕北辙。正因为如此,新权威主义成功的关键,是当政者必须具有常识理性。
尊重多元是判断良性新权威主义的第三个标准。成功的新权威主义必须充分尊重多元性,用严复的话来说,“培其根本,卫其生长,使其效不期而至”,如同园丁一样发展社会的多元新文明。思想和文化多元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
开放性的制度创新,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做出适应性的调适。体制是集权的,是威权性质的,但在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上,这个体系可以不断通过自我更新来适应环境与时代的变化。这种体制承认倒逼的作用,可以通过吸纳社会诉求,在解决矛盾与问题的过程中和应对挑战时,会由于新因素的吸纳而发生结构与价值的更新与演变。
邓小平改革具有常识性思维、尊重多元、开放性集权这些特点。邓小平总是说,一个政治家要“做明白人”,要“不讲空话大话”。邓小平及其后继者所执行的中国体制,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破除了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为市场经济进入中国开辟了意识形态的通行证,“三个代表论”提供了去教条化的合法性基础,“和谐社会论”则提供了用非阶级斗争方式解决社会阶层矛盾的新思维。
四、中国模式的利弊及前途
比较政治学发现,传统集权型的国家一旦对外开放与维新变革,往往会陷入革命动荡的高发期。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种“改革—动荡”的高相关性,称之为“薄壳效应”。众所周知,地球的地壳最薄处是最容易出现火山爆发的。传统集权体制在积重难返的情况下进入改革期,就是进入“政治地壳”最薄的区域。中国模式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它能有效地守护变革秩序的稳定性,克服传统集权国家转型时期往往会陷入的“薄壳效应”。
中国模式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它能有效地守护变革秩序的稳定性。
集权国家改革必须迈过的第一道槛就是“薄壳效应”。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新权威主义的最重要功能,就是守护变革秩序的稳定性,防止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初期政治参与急度膨胀所形成的“薄壳效应”。新权威主义用改革的权威,抑制民粹主义政治参与,防止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对改革的干扰,避免政治参与膨胀与爆炸。另一方面,新权威主义运用政府权威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失时机地进行渐进改革,通过改革来化解矛盾,缓解政治参与的压力,通过经济发展赢得人心,争取到新的合法性资源。
中国模式的纵向结构,承袭了传统社会和革命社会的组织资源。它有管理高效的一面,但是也有思想钝化的一面。中国改革要在未来取得成功,关键就是如何把传统的纵向结构的优势与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横向结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改革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在横向结构与纵向结构之间形成协调与平衡。
邓小平改革所走的路,正是把一党制下的执政党的领导(纵向结构)与市场经济(横向结构)结合了起来,并力求在两者之间达到平衡。这种新权威主义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利用垂直控制这一传统的社会资本,稳定秩序,形成整体号召机制,通过垂直方式宏观地整合各种资源,致力于发展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培育市场经济,发展自由竞争,形成地方、企业、社会个性这些社会细胞体的自主性,激发社会活力。从未来发展方向上看,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让社会焕发出活力,公民文化与自由将在这种公民组织中得到培育,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条件也就相应成熟。纵向的国家权威与横向的公民组织的均衡发展,将是中国新文明的基础。
未来中国将如何?在中国式的新权威主义体制中,革命传统、市场经济、民族主义、儒家文化以及对民主、平等、自由、法制这样一些人类共同价值的肯定与尊重,所有这些要素,都有可能糅合在一起。中国未来的新文明的方向,很可能是一种把横向结构与纵向结构予以平衡的有机系统。(编辑整理:李大白,文章有删减,文中配图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从百年变革看中国新权威主义改革模式》。)
作者简介
萧功秦,湖南衡阳人,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科学论丛》编辑委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主要研究范围: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当代政治发展。论著二百余万字,著作十部。已出版了十部著作,论著合计二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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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读书在今天可以变得更便利,但不会变得更轻松。为增广智识的读书,不妨给自己加一点点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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