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在2016年这个大选年当中，美国政治、社会风起云涌。特朗普、桑德斯等非传统候选人异军突起;民粹主义、反精英、反智情绪大行其道;长期被认为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的全球化受到质疑;族裔矛盾与警民冲突叠加引发多起枪支暴力事件。当前的美国呈现出一种“高能”状态。
1 美国面临“真问题”
对于此次大选折射出的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学术界及舆论媒体已有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描述。粗略说来，美国社会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缩水、白人中下阶层“被剥夺感”强烈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一些美国选民认为国家的政治层面无所作为，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感。对美国面临的问题，看几个数字即可有一个更直观、具体的理解。
首先是美国中等收入的成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提起美国，可能很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座独栋房子、两辆汽车、两个孩子、一条狗”的中产阶级生活景象。这一景象的“代表性”如今正逐渐消失。2015年，全美中等收入成年人口1．20亿，高收入和低收入人口之和为1．21亿，中等收入人口40余年来首次跌倒50%以下。相比之下，1971年美国中等收入人口比例接近61%。如果按照家庭数来看，情况则更为不妙。2015年，全美中等收入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仅为43%，而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分别为49%和9%。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基石、“美国梦”的主要载体，中产阶级的缩水恐怕是美国面临的社会矛盾的一个最直观指标。
再看一下就业。从单纯的失业率看，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2009年10月的10．0%，下降到现在的4．6%左右，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工作是找到了，可是人们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来看得更仔细一些:2008年1月到2010年2月这段“失业高峰期”，美国损失了357万高工资工作岗位;在2010年2月到2014年2月这段“就业恢复期”，全美共创造了260万高工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有90万“好工作”再也未能回来。同期，美国中等收入岗位损失324万，其后创造228万，净减少96万。低收入岗位先损失197万，其后创造382万。显然，相当多的人从中高收入工作岗位滑到了低收入岗位。说得极端点儿，如果原来你是华尔街的高管，现在你是快餐店的服务生，你会满意吗?
最后再看一个关于年轻人的数字。说到美国年轻人，可能“独立于父母”是很多人的印象。那么实际情况怎样呢?2014年，美国18～34岁的年轻人中，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为32．1%，而与配偶或伴侣购房的年轻人下降到31．6%。自19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调查这一数字以来，“住父母家”首次成为美国年轻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相比之下，1960年有62%的年轻人自己结婚买房。当“啃老”成为一种美国现象，大量美国年轻选民选择支持桑德斯，可能就毫不奇怪了。
显然，美国面临着某些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命题”。
2 发达国家再次面临发展瓶颈
美国出现的上述问题，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的反映。
自14～15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萌发以来，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依靠三大“法宝”维持其国家地位和生活水平。第一是地理扩张。资本主义从西欧的个别地方先向整个西欧扩展，随后向美洲以及诸殖民地扩张，这个过程经历了数百年。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资本主义的扩展以全球化面目出现。在这个几百年的扩张过程中，全球资本主义出现了“中心－边缘”格局。除了北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仅扮演了原料来源地和消费品市场的“边缘”角色，全球产业链的中上游始终被发达国家占据。
第二是技术进步。从蒸汽机、发电机到信息技术革命，新技术不断提高经济生产效率，为发达国家带来丰厚利润。新技术当然都会产生“机器取代人”的问题。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主要的经济产业基本上一直能够维持在发达国家内部，新技术在发达国家内部虽然消灭了一些工作岗位，但又创造出新的机会。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不断向附加值更高的上游移动，因此新技术总体有利于发达国家。
第三是社会制度的革新。所谓“中心国家”从建立开始，始终面临着多种内在矛盾。不过，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国家也不断地进行社会治理层面的改革。以美国20世纪的历史为例，美国先后经历了进步主义运动、罗斯福新政、里根保守主义革命三次大规模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在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漫长博弈中，西方发达国家吸收了对手大量的合理制度设计，有效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
总体来说，从几百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看，所谓“中心国家”固然有国内矛盾非常激烈的时期，但是由于有以上几大“法宝”的存在，大致上可以以波浪状样态向前发展，维持了全民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总体较为和谐的社会关系。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进入了一个“瓶颈”时期。从地理范围看，冷战结束后，中国、印度这样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也完全加入到世界产业分工链条当中。从技术革新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变革门槛低、复制快，进一步加速了产业从发达国家外流。新一代的革命性技术变革尚在酝酿过程当中，是否出现、何时实现、在哪个领域出现都还难以预测。总之，资本主义经济的彻底全球化，加上人类社会日益紧密的“相互连接”的属性，导致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前者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大量西语裔移民涌入美国，占据低薪工作岗位;国际及本土恐怖主义袭击成本低廉、防不胜防。这些问题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都是过去的“中心国家”没有经历过的。
面对这些问题，对美国人来说，目前可以指望的就是制度变革了。毕竟，从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保守主义革命带动美国政治光谱向右移动之后，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的制度变革。这是理解2008年与2016年两次大选的关键。2008年美国大选，面对“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的美国选民，选择了当时的“圈外人”奥巴马。从这一点看，当年的奥巴马本质上与今天的桑德斯、特朗普有着某种“神似”。只不过当时人们没有将奥巴马叫做“反建制派”而已。只当过一届联邦参议员的奥巴马以“变革”为旗号，誓言改变华尔街与华盛顿的政治与金融生态，实际上许诺的就是一场制度变革。不过，8年过去了，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似乎仍然复杂难解。美国部分选民变得更不耐心，开始呼唤比奥巴马更加“体制外”的政治人物，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的特朗普、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