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特朗普现象”是激进地寻求制度变革
正如极少有人在初选之初即能预测到特朗普最终将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一样，也极少有人在此次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就能深入讨论美国面临的深刻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显然，美国大选扮演了美国国内问题“放大器”的角色。如果没有大选这样一个平台，美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会被提到全国政治的平台上来讨论;那些沉默的愤怒者的声音，很难引起政治家和学术界的重视。当前舆论对美国大选的关注，过分地被特朗普特立独行的风格所吸引，导致某种“娱乐化”的倾向。实际上，无论特朗普个人是否值得被严肃看待，“特朗普现象”都值得被更加严肃地看待。同时，“特朗普现象”的正面意义也值得被严肃地看待:“特朗普现象”至少是一次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面临问题的自我暴露;也是美国社会继2008年之后试图实现制度变革的再次尝试。这种内部问题的及时暴露与自我革新的动力，恰恰是维持美国长期竞争力的根本驱动力。此外，假如“特朗普现象”真的会引发美国制度层面的变化，这一变化更需要我们严肃对待。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目前希拉里、特朗普都表态反对TPP，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情绪在美国大行其道，2017年新政府成立后，美国真的会从全球化领导者这一位置上后撤吗?这一问题当然现在还很难回答，毕竟我们还不知道谁会当选美国总统。但是有以下几件事情我们可能比较确定。一是希拉里恐怕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反全球化者”。她的相关表述，更多地还是竞选语言、政治需要。如果她当选，为政治需要做一定的调整是必要的，但大幅度的变革应该很难看到。二是如果特朗普当选，变革的幅度大概要大很多，但是他的“药方”有些确实很难实现，可能面临法律障碍、国会阻力和行政部门官僚机构的反弹。三是相比于2008年大选围绕奥巴马积累的极为强烈的“变革”民意，此次大选迄今还有一半多一点儿的选民支持建制派候选人。变革的动能并不比2008年大。大选这个“放大器”去掉之后，美国国内关于制度变革的呼声可能会再次成为潜流，等待下一个可以爆发的“火山口”。四是2008年大选民主党不仅赢得总统选举，而且拿下国会两院，为奥巴马变革创造了良好的国内政治条件;而2016年选举国会有可能出现“分裂国会”的状况，即共和党掌控众议院，民主党掌控参议院。未来总统如要变革，国内政治环境恐怕不如奥巴马当年。
整体而言，无论就经济还是社会来说，美国在全球都名列最开放的国家之列。2017年的美国可能会从现在的位置向封闭的方向移动，现在难以判断这种移动会持续多长时间，会移动到多远。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是，这个移动将会是有限的，甚至象征性的。美国从全球化领导者的地位上“撤退”的可能性并不大。更有可能的一个选择是，美国利用自己的发展阶段优势以及实力优势，谋求对自己更有利的全球化。实际上，TPP本身就是从WTO机制偏离到对美更为有利的多边化的努力。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制造业回流等努力，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一个调整。近几年无论是对人民币汇率的指控、对中国商品反倾销的调查，直到最近有关中美投资协定的困难，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执，都应该在这一趋势下考察。而中美未来的博弈，也将在这一深远的背景下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