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大众民主与权威主义——共和主义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启迪
作者 | 李强
一、学术界关于民主问题的纷争
中国自近代以来，人们对民主问题、或者说对宪政问题的讨论，成为我们国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晚清到民国时期，另一个就是最近十多年来。前一段，有一部非常有影响的影片——《走向共和》——以电影的方法，记录了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段中华民族所走过的路。应该说，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于政治改革的问题，已有很多争论；但是，对于中国应不应该实行民主这一问题的实际的讨论，出现在民国初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然而，中华民国的实践，并没有像民主的倡导者原来所期望的那样，带来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富强、经济的繁荣。相反，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派别采取了法治之内的和法治之外的手段，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斗争，追逐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利益、或者他们自己的私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民国初年，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体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袁世凯为后台的筹安会，邀请了当时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宪政学家、美国政治学会的会长古德诺，以及日本非常有成就的宪法专家有贺长雄。他们提出了所谓“国体”的问题。国体问题基本的要点就是：作为一个大国、一个传统的国家，中国不应该实行西方形式的共和国。有贺长雄提出，存在着两种共和：一种，是君宪共和，有君共和；另一种，是无君共和。按照他的逻辑，在中国这个国家，如果想实现政治稳定的话，可能实行“有君共和”比较合适。
当然，很不幸的是，这场关于民主国的共和形式的讨论，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学术讨论。袁世凯个人的野心以及他所采取的一些相当不正当的政治手段，把这场讨论的学术性掩盖了。作为它的对立面，不仅当时的革命党强烈地反对，而且一直与袁世凯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进步党——以梁启超为代表——也提出了强烈地反对。梁启超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揭露了袁世凯企图复辟专制帝制的阴谋。但是，梁启超对有君共和与无君共和这样一个本来值得仔细探讨的问题简单地一笔带过了。当然，当时的环境确实不适合讨论中国是应该实行有君共和还是无君共和的问题，因为实际上，袁世凯本人利用了这个理论为自己复辟帝制服务。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非常重要的讨论。
最近十多年来，特别是最近若干年来，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在理论界又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话题。本来，在改革开放之后、90年代初期之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就是，民主是一个不错的制度；问题只不过是，中国如何实现民主、需要付出什么努力、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和外在的环境。但是，90年代之前，大家对于民主制度的可欲性、它本身的价值，人们的怀疑是不多的。
那么，为什么最近有人争论了呢？我想，这和国际上的大背景有关。一个是，苏联东欧的以民主化为重要内容的改革，并没有带来大家开始所预期的那样一些积极的后果。在苏联东欧之外，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以民主为内容的改革，也遇到了种种挫折。所以，国内学术界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民主制度本身的价值，就有了许多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争论。我把它简单概括为两类主要的观点：赞成民主的和反对民主的。
赞成民主的学者们，可以从国外的民主派的著作中得到很多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就是亨廷顿的“第三波”理论，这个理论把西方的民主理论做了一个比较好的概括。这个理论说，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化浪潮。根据亨廷顿的分析，这三波，第一波，1828年到1926年，主要发生在西方传统的民主国家，之后，有一个短暂的倒退；第二波，1943年到196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西方的其他国家以及一些拉美国家，之后，又有一个短暂的挫折；第三波，1974年至今，规模更加浩大，向世界其他国家蔓延。根据西方主流民主派的理论，一般认为，民主制度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那么，好在什么地方呢？我把赞成民主的理由概括为四个论据。
第一个是保护性论据。自近代以来，很多人持有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每一个人从本质上来讲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一个好的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反映所有人的利益。如果某一个阶层或某一个阶级控制了政权的话，它就完全有可能只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追求社会大众的利益。因此，为了保障社会大众的利益，民主制度是必要的。这个论据，最早应该是在英国19世纪向民主制过渡的时期，由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如边沁（Bentham）、穆勒（JohnMill）提出来的。在国内，希望实行民主化的人，在本质上是诉诸这个论据的。他们认为，我们的政府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很多的腐败，有很多追求少数人、或者小集团利益的现象，甚至有很多强势群体，利用政权剥夺大众的利益，追求他们的私利。他们认为，如果能够使中国的政体进一步民主化，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腐败，增加政权的公共性。
赞成民主的第二个论据，可以概括为合法性论据。许多人秉持一种观点：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人们有理由、有权利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自主。公共权力是大家共同的权力，只有民主的政权，才是一个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的政权。一个政权，如果不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就没有资格得到人们的拥护。我在讲西方思想史的时候，经常讲到卢梭的理论。卢梭讲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一个强盗，闯到我家里来，拿着刀子，逼着我把钱给他。我不得不给，但是，我没有服从他的义务。同样的道理，一个政权如果不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我就没有服从他的义务。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政权如果希望稳定、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政权就只能是民主政权。
赞成民主的第三个论据，就是民主的教育功能。尽管国内学者讨论民主问题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讲得不算多，但是大家在不同的文章中都会隐隐约约地谈到。鸦片战争之后，在我们中国最早接受西学的时候，人们就对西方的民主制度非常感兴趣。很早的时候，林则徐、魏源等人就已经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导致了上下一致、君民沟通，导致了西方人的强烈的爱国心。甲午战争之后，严复专门写文章讲到，民主制度下的人爱国。这就是说，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们才能够培养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操和公民意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专门提到，美国人爱国爱到贪婪的地步。他说，在美国，大家讨论国家的事情如同讨论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国家有一个人受到了外国的不公正待遇，全国的人都会像自己的家人遇到了不公正的事一样愤慨。英国著名的思想家穆勒在《代议制政府》里专门讲过，在民主制度下，可能有千千万万个爱国者；但是在专制制度下，最多只可能有一个爱国者。中国近代，从1840年以后，许多思想家都希望在中国引入民主制，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认为引进民主制之后，中国人就会爱国，就会齐心协力保卫国家。
赞成民主的第四个论据就是，民主在许多人看来——当然不是所有人——对经济有好处。当然，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民主对经济有没有好处，我想，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得诺贝尔奖的Sen在讲到民主和经济的时候有一个观点，就是在民主制度下，不会产生大规模的灾荒。Sen最早是研究饥饿经济学，灾荒经济学的，他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灾荒进行了研究，结果他发现，大规模的灾荒、大规模的饥馑、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往往发生在独cai国家、专zhi国家。独cai和专zhi会导致信息的不流通、信息的封闭，会导致分配的极度不均，这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得不到关于粮食的信息，从而发生大规模的饥荒。而在比较民主的印度，尽管人均粮食产量、人均GDP相当低，但是，印度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
关于民主的优点，大概有以上四个方面。但是最近若干年来，在国外，也包括在国内，人们对民主的质疑越来越强烈了。现在对民主的批评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仅仅是领导层认为我们条件还不成熟，稳定是第一要务，我们要慢一些。现在，很多人从理论的角度批评民主，这包括中国的学者，比如，我的朋友，北京大学国家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就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民主的迷信》。当然，他只是批评民主的人的其中之一。反对民主的理由，我也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民主能不能实现共同的利益？赞成民主的人认为，民主制度能够防止某一个阶层专断地控制政权，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共同利益。但是，这些年来，反对民主的人，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他们发现，在民主制度下——当然我还没有看到他们有充分的论据——也往往有很多利益集团通过操纵选举，或通过影响立法，影响政府决策。大家如果想到美国研究民主的一些最重要的理论——多元主义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就会看到这种反对民主的论据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此，他们认为，民主往往可能使利益集团的利益定格化、明显化。不实行民主的时候，大家还朦朦胧胧的，你的利益、我的利益还不大清楚，大家往往还有一种共同利益的幻觉。要是真正实行了民主，就会造成阶级的分化，你的利益，我的利益，穷人的利益，富人的利益，非常明显。而且这些利益还会通过政党的方式定格化。当然，有些反民主的人并没有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是，按我的理解，他们的担心就是，一旦实行民主，不同阶层的利益就会固定化；如果这些利益分歧再和政党结合的话，就会使整个国家的利益完全分裂成多元的利益，从而不能寻求共同的利益。
与第一个观点马上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在一个多重民族、多重文化的国家之内，如果实行民主，往往会激活多重民族、多重文化的identity（认同），形成政治方面的不稳定。因为，任何研究也不能否认，民主可以使民族的identity明确化、政治化。比如，我看得很清楚，如果在台湾实行民主的话，台湾的独立意识就变成了免费的午餐。因为，在实行民主的时候，在一个小的民族、种族或者族群内部，调子唱得越高、越激进，越能获得选票。世界各国都展示出了这样一种局面：如果实行民主的话，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意识就会特别强烈。美国人打伊拉克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以为打了伊拉克之后，就是解放了伊拉克人，伊拉克人就会接受自由和民主，放弃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的identity。我当时就认为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上过我的课的同学都知道，我历来认为，讨论政治理论的时候，有三层问题：最高的是identity的问题，whoiswho，你是谁，我是谁；其次就是关于制度的问题，自由、民主还是专zhi、独cai；第三个，最低层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正义问题，你多一些，我少一些一类的问题。三层问题中，identity处于最高层。没有实行民主的时候，identity往往不能制度化、定格化，如果实行了民主的话，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identity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反对民主的论据就是怀疑民主制度能不能产生高素质的领导和高效率的政治体制。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对于一个政府制度而言，政治结构的高效率、领导人的高素质，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从最本质的角度来讲，民主制度在选择领导人的时候，把原来的多重标准简化为单一标准：数人头，多数人认为他好，他就上去了。然而，在选择政治家的时候，一般老百姓的理性能力并不是永远都令人钦佩的。对此，人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比如说最近美国加州的选举，著名影星阿诺就当选了州长，至于阿诺是不是一个最适合的加州州长，我想大家有很多的质疑。用民主的方式选择领导人，最终标准就是数人头，然而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他唱歌唱得好，跳舞跳得好，人性随和，等等；人民喜欢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原因，但是他并不一定适合当领导。当时美国总统选举，布什当选，很多人就说，布什这个人不聪明，他们说，这就叫民主吗？民主有什么好的？不就是选出这样的领导人吗？我们国内选举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不民主的时候，100个领导有99个混蛋，大家都说：哎呀，不民主的制度嘛，这是可以想见的，没有办法。如果实行了民主，100个领导选出了1个混蛋，大家就痛心疾首：这就叫民主吗？这样的人怎么能选上去呢？怀疑民主制度能否产生高素质的领导人，是批评民主的一个重要理由。
批评民主的人还有一个论据涉及到民主和经济的关系。我个人感觉，民主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经济的发展有着多重因素，不能轻下断言。比如，中国最近经济发展得好，印度经济发展得差，而中国民主的程度没有印度高，这是不是因为印度的民主化程度高，中国的低呢？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想，建立这样一种因果联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给学生讲政治理论的时候，第一节课要讲一个小故事，以说明建立因果联系是极为困难的。什么小故事呢？我本人的一个小故事。我以前在英国念书，1987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不幸地从英国坐飞机到美国去——当时我太太在美国念书，结果去了以后没几天，国内就发生了学生的示威游行，结果就是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辞职。过了两年，1989年，我又非常不明智地从英国坐飞机到美国，结果过去不久，就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八jiu风波。于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非常不聪明地选择了从英国到美国这样的行为，结果导致了国内政治的重大事件呢？（掌声）这就是说，在两个事情之间、在很多事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是极为困难的。
回到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来。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有多种因素。马克斯·韦伯讲过，新教伦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极大。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一位朋友跟我讲，为什么印尼和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就慢一些，中国就快一些呢？他说，好比说拉洋车，印尼人拉了三天，觉得后两天够吃了，就先休息两天，然后再干；中国人呢，拼命地干，攒到钱以后再买一部洋车；他们最开始是自己拉，拉到后来，就可以出租洋车给别人拉了。我想，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经济伦理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在分析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另一个社会经济不发展的时候，简单地归结为政治的原因是不合适的。如果真要这么做，也必须要有分析框架，指出民主到底怎么导致了经济的不发展。经过仔细的琢磨之后，我想，民主确实在一个方面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有些人已经间接指出来了，我现在说得更明确一些；那就是，民主可能导致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以台湾为例，台湾的选举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民主给台湾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原来国民党当政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交纳养老基金的人，在年老的时候才能得到养老金。上次选举的时候，民进党为了争取老年人选票，就许诺：尽管你们当年没有交钱，但是，如果你们选我，选上去之后，你们每月将能得到三千台币。国民党就比较傻，他们就想，每人三千台币，那不就导致财政赤字了？结果，民进党就上去了。这一次选举，我了解了一下，在养老金的问题上，各党都在纷纷抬价，你三千，我三千五；你三千五，我四千。这是容易导致经济不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因素。学国际经济的同学，以后要多注意印度和拉美的民粹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每一次选举的时候，印度的政治家都要许诺：我上去之后，要给穷人多少多少社会保障。每一个人都这么说，社会福利的支出不断上涨，结果导致经济分配出现了福利主义的倾向。当年，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就已经注意到：民主有可能导致福利主义。
现在我把当前赞成民主和反对民主的论据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我们理论界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必须在两个非常不可爱的选择之中进行选择：要么，实行民主，我把这种民主概括为大众民主，比较强调大众参与、直接选举；要么，为了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可爱的后果，就继续维持权威主义。目前的理论界大概就这么两种观点。所以，我今天希望超越大众民主和权威主义，提出来一种新的理论思路，以期鱼和熊掌兼得，这正是我今天这个题目——超越大众民主与权威主义，共和主义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启迪——的涵义。那么，我马上转向今天演讲的第二个部分：西方的共和主义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