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四面青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乡村的巨变与新忧
来源：《城市化》杂志2016年第9期
作者：张英洪，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
2016年8月，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假，从京城回到湘西农村，在那块熟悉的土地上，陪伴着父母，与家人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品味着远离大都市、融入新农村的日常生活。十来天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还是明显感受到了家乡的巨变，也发现了乡村面临的新忧。站在乡村熟悉的山头上，可谓四面青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生态环境恢复快，食品安全问题多。改革以来，生态环境曾遭到明显破坏，一座座山头被砍光了，一条条河水被污染了。村前的三都河竟然露出了河床，甚至出现了季节性断流。近些年来，随着大量中青年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家乡的生态环境开始快速恢复，山上重新长出了树木，披上了绿色。山间小路因行人稀少，杂草丛生。我在试图重走以前走过的一些山路时，发现繁茂的灌木杂草挡住了去路。鲁迅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现在似乎也可以说，世上本有的路，因走的人少了，也便没有了路。人类活动的退缩，给大自然的万物生长留出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敝村属于纯农区，尚无工业，空气质量比北京要好得多，基本上都是蓝天白云。沿家乡的三都河边走，发现有不少白色的野天鹅在自由地飞翔和降落。当我在呼吸优良空气的时候，却发现家乡的食品安全已成了大问题。在家务农的二姐告诉我说，现在都是懒人农业，没人像过去那样除草，村民普遍使用除草剂。至于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等则更是稀松平常。村民养猪、养鸡、养鸭，普遍使用激素饲料。当地政府对3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给予补贴支持，而不管其是激素饲料养殖还是生态养殖。在中央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地方政府仍然局限于支持数量上的规模养殖，而对质量上的生态养殖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二姐说，每年镇里发放水稻种子和油菜种子，村民到村干部那里免费领取，但不知是不是转基因种子，反正农民已经不能自己留种。由于平时我给二姐介绍过一些生态有机农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二姐坚持自己家里吃的辣椒等蔬菜不打农药，并坚持不使用除草剂。
我在与一些村民交流中，发现村民对什么是生态农业几乎没有什么概念，至于什么是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则普遍不清楚了。这次回到故乡休假，我最大的欣慰是鼻子能呼吸到新鲜安全的空气，但却难以保障嘴巴能吃到安全放心的食品。舌尖上的安全已经是农村最大的问题之一。因食品不安全造成村民患上各种疾病去世的越来越多。建设健康乡村已刻不容缓。
放眼旧居换新颜，乡里难见少年郎。在农村，村民最大的理想似乎就是建新房。敝村以前的住房主要是木房子和土砖房。上个世纪80年代，在改革中率先富裕起来的村民开始建起了砖房子。当时建的砖房子全部为裸砖结构，墙体内外均不粉刷装饰。现在仍然可以见到几栋80年代的房子。近十几年来，村民普遍建起了新的楼房，一般是两层的楼房，也有三层的。在村里，如果没有树屋，就感到很没有面子。男子要娶媳妇，没建新房几乎是没有媒人找上门的。我到村里走一圈时，发现改革前的木房子和80年代的砖房子已经很少了，村民绝大多数都建起了新楼房。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村里很洋气的新楼房，几乎都是村民外出打工挣钱回家修建的。而单纯依靠种阳春的农民，根本建不起新房子。我们常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第一产业。但从事这个基础性产业的农民，却无法通过辛勤劳动富裕起来，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大问题。要让农业成为有希望的产业，让从事农业的农民成为有尊严、有体面的职业，就必须要有重大的改革。
我在家人的陪伴下在村庄里溜达时，很少见到中青年村民，许多新楼房门上一把锁，人去楼在，偶尔遇到一些老人，便随便聊上几句话。村里的中青年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去了，他们出钱出力新建的楼房也顾不上住几天。他们将新屋建成后，要么将它交给家里的老人看守，要么交给一把门锁看护。村民外出打工，挣了钱就是为了建房，而建了房，却不能正常居住生活，又行色匆匆地外出打工了。有人说“乡”的繁体字是有“郎”的，现在好了，简体字的“乡”里无“郎”了。这种不能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城镇化，既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病”，又造成了严重的“农村病”。
公路修到家门口，遍地垃圾无人管。经过十年的新农村建设，村里的公路交通有了明显的改观。村前三都河上修建了一座桥，桥头的石碑上，雕刻有捐款人的姓名和金额。本人捐款的1000元也铭刻在上面。村里的水泥路通到了各个自然村，以前最偏远的小砣、半山上这两个自然村，也修通了水泥路。这给村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我沿着村里的水泥路步行，先后到过小砣、半山上、太栗坳、蔡家、清河坪等自然村，遇到村民便随便交流问问村里的一些情况。村民家门口基本都通了水泥路，这样生产生活都比较方便。村里还建起上一些太阳能路灯，开通了自来水，洗衣机和冰箱能够正常使用。
但糟糕的是，农村的垃圾却没有安排收集和处理，村民对于各种垃圾，要么随手扔，要么擅自丢在一堆，也没有人专门处理，任其臭气熏天。我小时候，农村是没有垃圾概念。所谓的垃圾，就是动物饲料和农家肥，可以循环利用。现在造成的农村垃圾，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厨房生活垃圾。以前厨房生活垃圾都成了动物的饲料，本质上没有什么垃圾可言。现在饲养动物普遍使用饲料，厨余垃圾产生了。二是农作物垃圾。以前农作物垃圾要么成为动物的食材，要么成为村民的燃料，要么成为有机肥回归自然。现在这些东西则无用武之地，便成为了垃圾。三是工业品垃圾。城市各种工业产品输入农村后，也将各种垃圾也带入了农村。药瓶、塑料制品等散布在乡村各地。前两种垃圾可以很好地处理后回归自然，唯有工业品垃圾的处理，是个棘手的大问题。目前，村里尚无垃圾处理的意识和应对之策，各种垃圾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老人农业老人爱，精准扶贫精准难。网上有种说法，80后不愿种地，90后不会种地，00后不提种地。现在家乡的种地主力军，都是些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老农民。在村里，我见到一些老年村民仍然对农业充满深情厚意，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些农活才舒服。在敝村，至今既没有搞过任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没有成立任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也不靠农业这个收成。留成农村的中老年村民，只有担负起种地的责任。对他们来说，除了种阳春，他们不会干别的什么。他们只有每天干些农活，才感到满足和心安理得。以前村里大都种植早稻和晚稻，现在则已经全部改种植中稻了。
家乡从种植双季稻到单季稻，这是城镇化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倒逼的结果。不光是敝村，我一路走过，附近见到的村庄都只种植单季稻了。应该说，改革这么多年来，村里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以前吃不饱饭的情况不复存在了。但因劳动力缺乏、年纪偏大、疾病等因素，村里不同情况地存在一些生活困难的人，贫困仍然是村庄的组成部分。
一位我称呼为三伯娘的老人，70多岁了，老伴已去世几年，两个儿子都已分家，在外打工，她大儿子因病已经瘫痪，二儿子在怀化打工。她一个人居住在一栋破旧的木屋子里，没有电灯，也不用煤油灯，不用自来水，天黑就睡觉，用水就到井里去挑。她看到我回村后就来问我，说她住的房子快要倒塌了，政府能否帮她维修维修？我对她说，现在中央正在实施精准扶贫，你可以跟村干部反映情况。她说已经跟一位村干部说了，村干部回答她说：“你房子还没有倒，等倒了后再说。”这位三伯娘感叹说：“如果等房子倒塌了，我可能就被压死了。”
联想到今年8月26日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村民杨改兰因贫困等原因将自己4个子女杀死后服农药自杀的悲剧，我们对农村基层干部能否真正落实中央精准扶贫的政策，的确不宜过于乐观。
撤乡并村热情高，创新治理机制少。这次全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撤乡并村，我老家所在的观音阁镇，已将隔壁的木溪乡并入其中；所在的山脚下村，已与对河的湖青村合并为莲花台村。一位村干部介绍说，原本将合并后的村叫莲花村，后发现全县还有一个莲花村，就加了一个台字，改成莲花台村了。这次大规模的撤乡并村，是湖南省的统一行动计划。记得1995年全省进行乡镇机构改革时，溆浦县当时撤了8个区公所，但相应地改名为8个办事处，照常运行；同时将50个乡镇撤并为43个乡镇。
当时尚在县里工作的我认为改革不到位。后来我利用怀化地区撤地设市的机会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2000年第1期《怀化经济》上。我在文章中建议溆浦县撤销8个办事处，将43个乡镇合并为25个为宜。2009年11月，溆浦县撤销了8个办事处；2015年，溆浦县将43个乡镇刚好合并为25个。这与我的设想和建议完全吻合。我在休假中翻出当年发表的文章，补写了一个“作者按”后发布在网上。我在“作者按”中提出，今后溆浦至少应在如下三个重点方面发力：一是立足农业大县优势，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生态农业之路；二是把握地理区位特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走城乡一体化之路；三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民主法治之路。
撤乡并村，只是机构的物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基层政府的职能没有相应转变，乡村治理机制也缺乏改革创新。可以说，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乡村治理机制，远比大规模撤乡并村更具有社会进步意义。但问题是，我们更热衷于乡镇机构的撤并，而不是专注于体制机制的创新。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如何建设风清气正的乡村政治生态，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考验。
2016年9月17日
延伸阅读：
刘晨：关于农村精准扶贫的一点思考
（以下内容摘自《湖北社会科学报》2016年第8期，作者刘晨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对农民的精准扶贫，并非从近些时候才开始的，有学者研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有精准扶贫这么一说，然而它并未在上个世纪受到如此之规模的重视。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关注精准扶贫时，笔者觉得有必要谈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贫困到底是该政府帮助还是自谋生路？2016年2月份，笔者在返乡途中时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标语——“致富首先得立志”，大意是说，要致富先得自己有致富的决心。然而，我们依稀记得以前有很多这样的宣传口号——“要致富，先修路”、“要致富，多种树”等等。从不同的政治引导来看，到底是先立志，还是多修路，多种树？比较而言，前者是一种形而上层面的精神勉励，后者是形而下层面的资源配置。比如说，某村以生产橘子为主，但因交通不便，村民要运输橘子到外地去卖就成了大问题，即便有商人进村来规模收购，交通依然成问题。这么一看，“致富靠交通”还是很有道理。同理，种植树木可以卖钱，鼓励当地村民因地制宜种植树木或花卉，同样可以获得较大收益，实在不行，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思维，到网上去卖，不是也能致富？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致富不单是靠资源、交通、技术等，而是靠心态，岂不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政治引导？甚至在背后，不免让人怀疑，某些部门是否是在推卸责任呢？政府应该拿出更多诚意，引导农民种植有市场销路的产品，以及去外地市场更多地推介本地特色产品，而不是简单地说让农民有立志致富决心在先。农民朋友当然是想发财的，如向农民做调查，估计很多人会说，“谁嫌弃钱多？”故此，农民致富靠先立志，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假命题。他们顶多是不敢去拼，这才是真问题。何况，对于有些农村而言，又有什么特色资源去拼呢？农户个体谁又承受得起市场风险呢？如我们曾调查的Z村，一户农家因其女婿介绍，开始种植草莓，本以为会大赚一笔，不料大棚搭建、种苗等都弄好以后，没做好经营管理，未抓住市场行情，投入了几万不说，最后收获时却“亏死了”。如此情况，你让一位农民怎可能还有信心去继续种草莓？他立志了，但是没用。或有人说这是个案，其实不然，该村还有人种植了洋葱，同样也因种种原因亏得血本无归。
第二个问题是，扶贫到底要怎么扶？笔者在山西农村调查时，当地一位在基层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们，他所负责的扶贫对象共5家，自己每个月收入（他有事业编制）共2000多元。如果单纯支持每户每个月400元，那么自己基本上一个月等于白干。在收入一定，对象被安排为5个不能变动对象的情况下，他如何去完成精准扶贫？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可以想象，当旧有的输血式扶贫撤走以后，农民依然是贫困的。何况，此类平均主义思维和一对一帮扶思维的扶贫方式，很可能导致的不是贫困的减少，而是贫困的增加。中国有句古话，“穷则思变”，如果一味用钱去解决问题，那么贫困农户就可能会形成依赖感，甚至觉得“不劳动，反正每个月都有400元拿”等等。这类心理一旦形成以后，很可能导致其好吃懒做，贫困继续。进一步说，那个负责对这5户人家进行扶贫的人，每个月工资基本上都搭进去了，又不能有更多的收入，他自己的生活怎么办？他不去做，又完不成相应的指标任务，故而就可能造成新的贫困发生。笔者并非说不该帮扶，如同我们以往上学一样，一对一的帮助学习，的确有可能增加考试分数，提高学习成绩。关键是，精准扶贫得量力而行，不能简单作为政治任务摊派下去，不能为了完成任务而把具体任务执行者弄得“饭都没得吃了”，这主要是某些地方在执行政策时思路有问题，具体操作也有些欠妥。
其实，二者可以结合起来加以优化处理。如帮扶单位或基层干部将其所拥有的资源对位具体帮扶乡村，引导外部可利用资金资源进入，寻找地方性特色发展之路，进而以农民自我创富方式来实现“扶贫”。或者说，政府在城镇化方面努力做得更加完善，让农民有意愿而且能够进城打工，通过一定的技能培训，可以成为从事城市相应缺乏的结构性劳动力，如环卫工、家政服务等，把“人口红利”和“城市劳动力缺口”对位起来，从而使得进城农民可以相对“过得好些”，达到双赢结局。
从本质上说，关于社会资源再分配，这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而如何减少城乡差距，不仅仅是一对多的帮扶问题，更应从结构和制度上去考虑问题。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因为资源匮乏、信息不对称等多重因素，农村的发展被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远远抛在了后面，农民从原来的“当家人”逐渐变成了“边缘人”。农村的贫困，不仅仅是需要工业反哺乡村的问题（现在环境受到污染的乡村很多），而且更是乡村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条发展道路，尤其是发展特色农业。湖北省荆门市的“中国农谷”就是农业生态+旅游+种植农产品一体发展模式，当地人居住的房子由政府出资改成徽派建筑样式，政府主导加强宣传吸引城市市民来体验农业农村，发展农业观光休闲旅游等，农民因此逐步走向致富之路，当地每年举办的油菜花节，带动旅游文化消费，周边村民可获利上万。在蓬蓬勃勃的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如何整合资源，做好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最终实现农业农村大发展，让广大农民共同致富奔小康生活，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实践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