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策略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中国化。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认为：“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30】在笔者看来，理论的中国化是指吸收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先进理念，与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相结合，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具体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创新治理理念：服务、网络、合作、大数据、公共价值。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分别为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界贡献了服务、网络、合作、大数据和公共价值等理念。新公共服务理论所强调的“服务”理念渗透着民主治理、公民精神和公共利益的价值。民主治理强调基于价值观的共同领导，公民精神体现在公民权、公民参与治理、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等方面，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官员必须促进建立一种集体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找到个人选择驱动的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确切地说，它是要创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31】因此，我国在构建服务型政府及进行公共服务改革的时候也应注重服务理念，强调公民价值、公民参与、民主治理以及优质公共服务。网络（化）治理理论所提倡的“网络”并不是互联网、英特网的虚拟网络，在公共管理学科体系中，“网络”是指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等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呈现出网络状，多用来指治理主体之间的行动关系。它赋予了我国社会网络状结构的深刻内涵，为我国治理提供了适合的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网络化有助于推动我国建构政策网络、服务网络、管理网络以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提供令公民满意的公共服务、优化社会管理。因此，在我国，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都应该拥有“网络”结构的理念，利用这种息息相关且复杂的网络综合各种资源、借助各种力量实现善治。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结构的网络化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协调、整合与整体性行动，二者结合催生了“合作”的理念。合作似乎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研究主题，在这种高度复杂化、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社会结构网络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机构的整合化、治理行动的一体化都呼唤着合作的产生，不论国外还是国内，在治理的活动中，公共治理者必须具备合作的理念。数字治理理论所提倡的公共治理数字化变革为我国治理提供了“大数据”理念。公共治理主张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的合作治理，在网络结构中共享信息、供给资源、分担风险，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及复杂易变的问题，治理主体必须反应迅速。在治理活动中应用大数据技术可以进行数据分析、信息共享与治理预测，能够很好地应对后工业化带来的复杂性问题的挑战，大数据已成为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性理念。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以提倡公共管理者以创造公共价值为使命而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对于我国而言，这是一个急需的治理理念。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不能唯GDP论英雄，要改变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老思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及公共管理实践必须将经济（GDP）、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保护三者统一起来，这就需要我国的公共治理主体以创造公共价值为使命。
第二，构建治理结构：平台型、互动型、依赖型、合作型、网络型。我们通过对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研究发现，对治理主体关系的处理是治理活动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治理主体关系所形成的相应治理格局或结构是一切治理活动的基础，我们所采取的一切治理方式或活动都依赖于既定的治理结构。因此，对于我国治理理论，特别是治理结构的构建与创新而言，关键是创造与我国国情相契合的治理结构。笔者认为，这种治理结构应当是以平台型结构为基础，互动型结构为主要体现，依赖型结构为常态，合作型结构为有效方式，网络型结构为典型特征的治理格局。对于政府而言，这是由垂直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变；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这是由边缘结构向平台型结构的转变；对于治理各方主体而言，这是由单一结构向互动型、依赖型、合作型结构的转变。构建中国特色的治理结构，首先是平台型结构，这是垂直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化的第一步。在制定公共政策或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由于精力或资源有限，对于一些事物采取“退居二线”的姿态，让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到治理体系中来，政府为其他主体的参与提供一个合适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政府划定治理的范围，明确各大主体的角色与责任，指定治理目标，政府“旁观”监督。这种平台型结构是网络结构中的初级结构，政府具有一定的导航作用，起着搭建平台，提供治理所需条件或相应保障的作用。在平台型结构基础之上，需要构建互动型结构。互动型的结构是超越平台型结构的，在治理平台中，各大主体并非“各扫门前雪”，他们会在既定目标或总体目标基础上，通过结合自身状况分解目标，相互沟通、相互借鉴，通过协商或讨价还价的方式确定自己的角色与目标，政府也参与其中，而不是目标制定者。但是在这种互动型结构中容易使治理主体的界限或责任模糊化，因此政府还要担任平台秩序的守护者，明确各大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强化责任意识。治理主体在互动型结构中形成了一种沟通、互动、协调的关系或模式，这种频繁的交流与沟通容易促使各大主体达到相互依赖的状态，从而构成依赖型结构。主体之间的依赖关系是这种治理结构中的常态，主体之间之所以相互依赖，是因为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造成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棘手化或碎片化，某一个单一的主体无法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整解决，提供整体性的服务，信息、知识、时间等资源的限制使得治理主体间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关系是相互的，政府有失败的时候，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社会组织或公民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这就导致他们不得不利用其他主体的资源，形成一种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在治理平台之中会成为常态，一旦治理目标确定、机制形成，各大主体就会采取行动，这种行动就是建立在依赖关系基础上的合作。“行动者的相互依赖是网络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正因为相互依赖才能使行动者实现地位的平等，正因为相互依赖才需要采取合作的策略活动。”【32】所以在治理活动过程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合作的关系，构成合作型结构。合作型结构主要体现在治理策略中，金钟燮认为，“随着公民社会能力、网络化和沟通结构的扩展，科层统治的观念已经逐渐转变成公共领域内多方面的互动，这种多方面的互动过程以话语体系为导向，具有非等级、水平型、合作型的特征”【33】。合作是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政府需要抛弃那种主要是提供社会秩序的思维定式，转而积极创建社会合作体系，通过公共政策以及各个方面的政府过程去引导社会合作行为，在合作行为中形塑出社会和谐的机制，从而获得一种合作的秩序”。【34】这种平台型、互动型、依赖型、合作型的结构特征构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主体多元、沟通互动、相互依赖、合作策略成为网络的主要特征。在网络状治理结构中，政府发挥着“元治理”的作用，“在制度上，要提供各种机制，促使有关各方集体学会不同地点和行动领域之间的功能联系和物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战略上，促进建立共同的愿景，从而鼓励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活动，以便补充和充实现有治理之不足”【35】。
第三，转变治理方式：协调、整合、共享、信任、合作、责任。治理结构的网络化最基本特征就是治理主体多元化、职能分散化、资源有限性，在这种治理结构中，要想实现治理目标就必须将主体、职能、资源统一起来。所以，我们需要转变传统的治理方式，变统治为治理，变科层为网络，变控制为协调，变分散为整合，变权威—命令为信任—合作。“信任是合作的润滑剂，信任是合作的情感基础。与此相反，不信任破坏合作。如果完全不信任，在自由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将会失败。”【36】信任代替了传统科层制中的权威，通过信任方能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在治理时代，治理方式应当是以协调、整合、共享、信任、合作、责任为主。正如佩里·希克斯（Perri 6）所言，“整体性治理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实际上就是指如何通过协调与合作来实现组织目标”【37】。治理需要机构的协调，整体性治理擅长解决跨部门的协同问题。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京津冀三地的协同是以三地政府协同为支撑，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以本地利益为导向，因此很难达成共识，所以在京津冀协同的这个平台或网络化结构中，需要成立一个凌驾于三地政府级别之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体，促进三地政府机构的协调，达到行动统一，一体化发展。机构的协调是为了职能的整合，由于网络化结构存在的多元主体的职能有可能“碎片化”或重构，在这基础上合作会产生矛盾，降低效率，因此我们需要整合各大主体职能，将其系统化。职能的整合有利于资源的共享，治理效力的提高在于资源的有效沟通与共享。各种治理主体或行动者通过对话与沟通，在集体行动或治理行为的平台中相互交流信息，共享资源，寻求共性，强化合作。“如果说价格竞争是市场的核心协调机制、行政命令是等级制的核心机制的话，那么信任与合作则是网络的核心机制。”【38】那么，为什么说采取合作的策略活动是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因为从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角度来看，治理平台中的各大主体都有自利的一面，所以沟通、协商、互动的过程其实是讨价还价的过程，是一种博弈过程，“当博弈各方协调一致去寻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战略时，就会出现协同性均衡状态了”【39】，合作策略是既最有利于自己，也最有利于集体的策略活动。单独行动只能产生“零和”，合作才会多赢。另外，治理中各大主体或行动者责任的模糊化是治理的一大问题，“由于合作网络建立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共享权力、分担责任的机制上，带来了公私界限的模糊、责任认定的困难，这为公共行动者互相推、转嫁责任提供了可能。”【40】因此创新治理方式还必须注意明确责任的问题，提升责任意识，完善相关制度。
第四，优化治理工具：大数据技术、数据分析、信息共享。治理工具是治理主体执行国家意志、落实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实现治理目标所能够使用的各种手段。在我国，传统的治理工具主要有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这些工具是在“管制”型理念指导下所使用的；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并借鉴新公共管理倡导的工具手段，我国治理工具逐步转向了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这是在“服务”理念指导下的工具选择。进入到治理时代，我们需要认真聆听公共治理前沿理论中的箴言，改革并优化我国的治理工具。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关于治理工具的经验可以为我国治理工具的改善提供借鉴。竺乾威在评析数字治理理论时指出：“登力维的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在于强调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变革在管理系统以及与公民和服务使用者互动中的重要性……以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在像企业过程那样组织公共服务和向公民以及顾客提供服务中的重要性。”【41】数字治理理论是在整体性治理理论基础上的延伸，整体性治理所主张的协调与整合在具体操作层面需要与数字治理理论强调的数字化变革手段相结合。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在治理工具层面体现在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传统治理工具两个方面。大数据为网络化结构中的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网络化结构为治理提供了结构性便利，但也有不足之处。在网络结构中，治理主体如何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时时沟通、互动？如何在复杂的问题中迅速分析出关键方面？如何快速地将各大行动主体的信息互通互联，实现共享？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数字治理理论为我国治理提供了大数据技术在治理中应用的经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跨越了时空限制，特别是在治理活动中，不同地域的主体可以进行信息沟通，不会受到时空的局限，打破了壁垒，各行动主体因为大数据技术而联系在一起。大数据技术还能进行云计算，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分析出问题的关键，能够迅速锁定治理对象，并能演示治理模型，预测治理活动的未来发展状况。此外，“大数据技术是基于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在海量的信息方面，大数据技术不仅仅停留在数据分析，还能提供海量的数据、信息服务”。【42】信息共享，是公共治理中的关键部分，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因此，对治理工具的优化是增添大数据的因素，能够更加适应信息时代和治理时代的要求。
第五，明确治理使命：公共价值。在中国现有国情下，我们需要明确公共价值，以使政府保持正确的航向。穆尔认为：“公共部门管理工作的目的是创造公共价值，就像私人部门管理工作的目标是创造私人价值一样。”【43】因此，我国政府不应像私营部门那样以经济成果为重要目标，更应当关注发展质量的问题，将纯GDP追求转为绿色GDP。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思维是“摸着石头过河”，使得我国在取得较大的经济成功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遗留下了严重的问题，例如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社会收入差距较大、腐败问题严重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国的治理并没有明确使命，政府没有“顶层设计”“战略管理”的思维，从而使得在发展的过程中偏离航向，对公共价值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为此，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我国治理追求公共价值的使命。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中国化的具体路径。“理论是人类对某一事物或事物的某一方面提出的一个系统看法，目的是对事物的现象和因果关系作出系统合理的解释并指导未来的实践，是基于对过去的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推断。”【44】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中国化的具体路径，是用中国化的公共治理理论指导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
第一，建设服务型治理共同体。在治理的时代，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正如格里·斯托克所说：“治理指公私机构和志愿社团的相互依存。”【45】中国治理的未来也必然走向多元主体共同的合作治理，因此，结合当下我们正在建设的服务型政府，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应用化的体现之一就是建设服务型治理共同体。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只是其中的主要力量，“治理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威，也涉及在公共领域内活动的准公共行动者、志愿部门、社区组织甚至是私营部门”。【46】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并不能满足未来治理在主体方面的需求，所以服务型政府的范围应当拓展。分权化是公共管理改革的趋势，治理的实现必经之路就是政府要共享权力，政府的分权化改革是将政府部分职权授予给参与治理的社会组织、社区等其他主体，实现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其他享有政府原先拥有的职权的主体就构成了治理的共同体。治理共同体秉承服务的理念，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是其工作的核心，在经济治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及自身共同体建设方面都应当体现服务性质，它是指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的理念指导下，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多元主体进行合作，以为公民服务为职能核心，通过运用多样的、综合性的治理方式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治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具备四个特征，一是在治理主体与被服务对象方面，治理主体以被服务的公民为本位，根据公民需求提供服务，治理主体的执行人员要树立服务的理念；二是在权利与义务方面，治理共同体拥有治理权力，同时也受到法律的规范，违反法律将受到问责，是一种法治型、责任型的共同体；三是在行动方面，共同体的行动具有整体性；四是在治理共同体的使命方面，治理共同体是战略者，关注外部环境，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策略，行动者是为创造公共价值而行动的。
第二，推进合作治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赋予了我们这个社会高度复杂化、高度不确定性的新特征，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在我国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同时进行的背景下，合作治理是未来社会治理方案建构的必然选择。“如果说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向人们提出了合作的要求，那么，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将为人们的合作提供客观性的和基础性的支持。【47】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推进合作治理、建构合作治理模式需要借鉴前沿性的理论。（1）网络结构支撑。网络（化）治理具有多元主体参与、伙伴关系网络、共识性信任等特征，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应用为合作治理供给了支持合作的网络结构。（2）合作关系塑造。在网络结构支撑的基础上，要塑造多种合作关系，多元主体参与是指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政府可以将自身无法承担的职能授权给其他参与主体，构成伙伴关系网络，其中最典型的是公私伙伴关系。“公私伙伴关系可界定为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多样化的安排，其结果是部分或传统上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活动由私人部门来承担”。【48】这是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合作关系。其次，是政府机构内外部的合作关系，整体性治理为合作治理建构了政府内外部合作的基础，如政府内部机构的协调、政府间的联盟。整体性的结构、制度、人际关系协调机制的构建是进行合作的前提，技术层面的数字治理为合作提供了便利。（3）合作文化培育。网络化的结构为合作提供了多元主体相互依赖、互动和协商的契机，培育了协商、互动、依赖的文化；整体性治理强调联盟、信任、责任理念，合作的前提是团队需要相互信任，信任是需要信息的共享与沟通的；数字治理理论为信息的沟通提供了技术与平台，提高了信息沟通的速度；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为合作提供了共同愿景，追求公共价值。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培育了协商、互动、依赖、信任、责任、团队、公共价值等文化元素。
第三，助力协同战略。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是我国区域治理的发展趋势，城市群是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区域协同对于经济整体性发展、生态整体性治理来说是大有裨益的。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国内地城市群数量或将达到20个，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海峡西岸、成渝地区等，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我们需要借鉴西方先进的公共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在助力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应基于整体性治理在政府组织层级、组织职能、政府间关系方面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在政府组织层级方面，一是行政层级的整合，压缩层级数，并在区域内构建多个城市群，以城市群作为辐射圈，实行省管城市圈。二是财政层级的整合，财政权关乎部门的行政权限，财政权下放是地方政府改革的一大趋势。在政府组织职能方面，建构整体性的政府部门联合体，克服职责同构、部门重合等“碎片化”问题，将涉及跨区域管理问题（如经济协同治理、生态环境治理、交通管理、公共服务提供等）的职能部门整合在一起，实行逆部门化，将相似或相近职能进行统一设置，实行大部门式治理。在区域之上，设置跨区域综合管理部门，统一调度跨区域问题。在处理政府间关系方面，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地方政府会追求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在协同时也会有博弈，府际关系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博弈、职责不明确等问题。因此，在区域协同发展中，我们需要利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公共信息平台，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强沟通、对话、谈判，通过协商寻求共同利益，克服部门主义，实现协同；构建区域协同共同体，统一指挥，协调各方，整体行动；加强区域法律体系建设，用以处理跨区域问题，明确权利与责任，克服责任互相推诿和利益争夺现象，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除此之外，整体性治理重视信任、责任感和制度化，数字治理重视信息技术。所以为实现地方政府在组织层级、组织职能和府际关系等方面的协同，要重视信任体系建设、法律制度的完善、数据技术应用。
第四，促进智慧城市。重新整合、以需求为基础的整体主义、数字化过程是数字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信息技术是数字治理理论的技术支撑和典型特征，而智慧城市在主体关系、服务提供、信息共享等方面容易陷入困境，数字治理的内容与特征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为了便民，以公民需求为中心，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这是与数字治理的目标相契合的，因此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在主体关系方面，智慧城市建设涉及政府、企业、公民三大主体，政府是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者、企业是参与者、公民是使用者，三者的关系梳理至关重要。政府与企业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需要协调与合作，政府要集中购买公共服务，打造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服务者与享用者的关系，为提供令公民满意的服务，政府机构之间需要重新整合。在整体性服务提供方面，智慧城市的建设涉及电子政府、基础设施、城市数据库、智慧产业、安全保障等方面，一是需要协同建设，二是需要基于需求的整体建设。数字治理的以需求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包括：“（1）互动的信息搜寻和信息提供；（2）以顾客为基础和以功能为基础的组织重建；（3）一站式服务；（4）数据库；（5）重塑从结果到结果的服务；（6）灵活的政府过程；（7）可持续性。”【49】因此，为保证智慧城市的协同推进、整体建设，需要应用数字治理，做到：建立智慧城市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完善政府信息网站，利用大数据技术捕捉公民需求；提供一站式服务，保障服务的整体性。
第五，优化战略管理。我国政府战略管理的未来趋势之一是走向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战略管理。穆尔提出了以“公共价值、授权环境和运作能力”【50】为主体的战略三角模型，他认为一个组织的战略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要素：（1）覆盖了组织的所有的使命和目标；（2）提供法律方面支持的来源；（3）解释事业将怎样组织和运行来完成既定的目标。为了发展公共部门组织战略，管理者必须将以上三个因素与三个宽泛的检验相结合。第一，战略必须在这种意义上有可维持的价值，即组织生产的价值对于监督者、顾客和获益者来说，花费较低的金钱和权威；第二，必须得到法律和政治的支持；第三，必须是可运行和可管理的，因为权威的、有价值的行为能够真正通过现存组织和来自其它组织的帮助完成组织的目标。
结语
在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学术研究中，本土化研究是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到目前而言，我国学者在研究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时，大都经历了理论引介、反思批判、理论比较和理论本土化的研究过程。作为西方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论，本土化研究将是未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在本土化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寻找契合点。中西方在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西方土壤上产生的理论并不一定适合我国现有国情。因此，我们需要立足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引进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需要寻找契合点。比如服务型政府与新公共服务、合作治理与网络治理、区域协同与整体性治理、智慧城市与数字治理、战略管理与公共价值，根据我国公共管理改革的需要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本土化。
第二，着眼前沿理论与未来实践。理论是总结过去经验，把握现象与本质、结果与原因的关系用以指导未来实践，所以我们要关注最前沿的公共管理理论，因为前沿理论都是在以往公共管理理论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并结合现时代背景而创建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公共管理者还应具有战略眼光与未来视角，应该摒弃以前“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提早发现问题，并有预见力。
第三，关注理论的中国化与理论的应用化。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包括中国化与应用化），应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51】。笔者在梳理国内学者研究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本土化问题时发现，大多数学者关注西方理论应用的视角化或指导化，即从西方理论视角看我国某个公共管理问题，或者用西方理论指导我国政府改革的某个问题。这种本土化研究并不系统，我们在进行本土化研究时，既要吸收西方先进理念，创新我国治理理论，还要注重理论的应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京津冀生态治理中的府际关系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6BZZ076；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翟文康是本文的共同作者）
注释
【1】夏书章：《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人民日报》，1982年1月29日。
【2】张成福：《变革时代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与前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9期。
【3】《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58328.html。
【4】何艳玲：《危机与重建：对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进一步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5】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
【6】Robert A.Dahl,"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ree Problem," PublicAdministration Review, 1947, 7.
【7】芮国强：《行政学本土化：内涵、意义及路径》，《江海学刊》，2008年第6期。
【8】黄达强、刘怡昌：《行政管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9】JAMES L. PERRY,"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anishing?" Public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6, 2.
【10】马骏、张成福、何艳玲：《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危机与重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11】马骏：《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13】［法］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
【14】［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陈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15】张康之：《论风险社会中的治理变革》，《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6】［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冯韵文、黄育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tj/2013-11-14/c_118121513.htm。
【18】［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孙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35页。
【19】曾维和：《“整体政府”论——西方政府改革的新趋向》，《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0】许可：《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协同的绩效评价与整体性治理机制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59页。
【21】孙敏：《英国数字时代治理理论研究与应用的新进展及其启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9～30页。
【22】"DigitalGovernment: Building a 21st Century Platform to Better Serve the AmericanPeople,"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egov/digital-government/digital-government.html.
【23】Mark H. Moore, Creating Public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3-16.
【24】［美］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21页。
【25】张康之：《从行政学的历史中解读我国行政学的研究方向》，《理论与改革》，2002年第3期。
【26】夏书章：《加强合作治理研究是时候了》，《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2期。
【27】张康之：《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http://sh.xinhuanet.com/2016-03/18/c_135200400_9.htm。
【29】陈振明：《公共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4页。
【30】Robert A. Dahl,"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ree Problem,"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47, 7(1): pp. 1-11.
【31】［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3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33】金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孙柏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
【34】张康之：《走向合作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4页。
【35】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36】［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2页。
【37】Perri 6, DianaLeat, Kimberly Seltzer and Gerry Stoker, Towards HolisticGovernance:The New Agenda, New York: Palgreve, 2002:9.
【38】［英］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载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39】［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上册）》，萧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85页。
【40】陈振明：《公共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41】竺乾威：《公共行政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2页。
【42】韩兆柱、翟文康：《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整体性治理理论应用研究》，《行政论坛》，2015年第6期。
【43】Mark H.Moore, Creating Public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7-28.
【44】蓝志勇、陈国权：《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
【45】［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
【46】Robert Leach,Janie Percy-Smith, Local Governance in Britain, New York:Palgrave, 2001:6.
【47】张康之：《走向合作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48】［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49】竺乾威：《公共行政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5～487页。
【50】John Benington,Mark H. Moore, Public Value: Theory and Practice, New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1: pp. 4-5.
【51】《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58328.html。
LocalizationResearch on the Frontier Theory of the Western Public Governance
Han Zhaozhu
Abstract: The western public governance theoryis a theoretical system created by the western scholars in the era ofgovernance based on public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also a new socialgovernance scheme designed to adapt to the globalized and post-industrializedera of governance. This theory has caused governance to be hotly debated amongthe western public management academics, and government reforms under itsguidance are also going on in full swing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For the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localization ofwestern public governance theory is necessary, because China's academicresearch and disciplinary progress,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times andthe ongo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vide the conditions. The localization ofthe frontier theory of western public governance is also feasible, because theapplication range of the five frontier theories of western public governancefits in with the practice of public management in our country. Therefore, inChinese contex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trategy of localizing western publicgovernance theory, we need to start from adapting the theory to Chineseacademic environment and applying the theory to Chinese conditions, try tocreate a governance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can guide the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the western publicadministration theory.
Keywords: Public Governance, Frontier Theory,Localization
【作者简介】
韩兆柱，燕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理论与方法。主要著作有《一般管理学原理》《社会大变革中的中国工人阶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