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是个表述新生事物的新名词——1995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提出与此相关的理念；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自动识别技术中心（Auto-ID Center）开始使用这一术语；2005年，国际电信联盟（ITU）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其诞生只有10年左右时间。从实践上来看，物联网经济是在2008年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开始极速发展的——这场危机对物联网经济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多大作用，值得探讨，但是，人类已有发展史表明：机遇往往诞生于危机，而作为新生事物的物联网也必将在机遇与危机并存中发展。从研究上来看，2010年前后，西方学术界才开始大量出现探讨物联网的理论著述，许多人认为，一些有关物联网的理念或理论判断，具有未来主义乃至科幻色彩。物联网尚在发展之中，其理论探讨尤其大众认知还远远不够清晰和成熟。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总是想起《周易·系辞》的精彩论述：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笔者以为，用上面这些话描述物联网当下全球认知状况，应当是非常准确的：电商、移动支付、免费Wi-Fi、Uber、自媒体……凡此种种与物联网相关的新生事物，不光欧美大众，中国百姓也在“日用”之，但尚未清晰认知其中之“道”，而探讨物联网之“道”的各国研究者，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体来说，物联网发展尚处在“动之微，吉之先见”的“几”的状态，而相关理论研究的意义也就在于准确认知和把握这种“几”的状态。“知几”是为了“知来（预知未来）”，而“知来”需“极数”“通变”，即在总结已有的历史发展规律中预知未来以获得“先见”之明——对于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代表物联网来说，尤其要置于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联系、比较中来认知和探讨。
从全球范围来看，第二次工业革命助推西方发达国家摆脱普遍匮乏而步入普遍丰裕的消费社会，这对西方大众来说并非坏事，但是过度的消费主义价值原则，一方面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贫富分化的全球社会冲突，另一方面还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全球生态冲突——附带强调的是：物联网“分享主义”作为可以替代“消费主义”的新价值原则，也会对西方大众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有所改造，进而对全球绿色生态发展有所推动。较之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释放出了更巨大的生产力，其后果是产生了更加过剩的产能以及更加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在笔者看来，在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框架下，这两种过剩问题是无法得到真正解决的，并且随着全球生产力的进一步极速发展，这两种过剩只会进一步加剧——在2008年之后的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与西方经济缓慢复苏相伴随的就业人口的不增长乃至负增长现象，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总体来说，全球社会不可能再回到劳动密集、集约型主导的时代——这是全球性问题，当然也是秉持开放发展理念、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自己的中国所面对的大问题，并且，对于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这方面的问题更为严峻：与产业转型相配套的去产能措施的实施，使就业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而且这一问题绝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很严峻的社会问题；而重回劳动密集、集约型经济，绝非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之道，必须有新的思路——这是我们理解“五大发展”新理念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新战略的重要背景。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全球来说，危机倒逼改革，而在当代社会，改革的有效推进，往往需要高新科技提供支点——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先进生产方式代表的物联网就可以提供这种支点。
从中国现状来看，物联网“吉”象尚未充分显现，诸如忽视实体制造业、利用互联网金融（众筹等）进行商业欺诈等“凶”象却已层出不穷，“乱花渐欲迷人眼”；但是，“不畏浮云遮望眼”“人间正道是沧桑”，穿透种种乱象，揭示物联网发展之“正道”，非常必要。从积极一面看，在物联网发展的许多方面，我们已占得先机；发展物联网分享经济已被写进国家战略（十三五规划等），“互联网+”“智能制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也已成为我们的战略选择；支撑物联网运转的一个重要价值原则是“共享（分享）”，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包括“共享发展”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及“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重大命题，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五大发展理念”整体框架下对有关“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论述，更是完整地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共享”理论体系——这为中国学者探讨物联网正大之“道”，构建物联网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笔者初步研究的体会是：物联网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不能仅仅从新“技术模式”、新“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讨论。总体上，笔者把“物联网”定位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先进的新“生产方式”，这种新的先进生产方式，必将带来全球社会经济基础的重大变革，进而促发包括发展理念、制度设计等庞大的上层建筑的重大变革，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迎来重大战略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