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是在全球化极速发展中产生的，而当今全球经济结构远远没有达到均衡，甚至失衡的态势会进一步加剧。因此，物联网对不同国家所形成的影响——无论是机遇还是挑战——是非常不同的，盘清家底，认清优劣，至关重要。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物联网显然更容易在流通、金融、消费等领域急速扩张（中国现状也证明了这一点），而我们的突出短板，是关乎生产领域的可持续升级的制造业体系、技术创新机制等尚未完全成型——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但是，辩证地看，制造业、技术体系一旦成型，对新生事物也会产生习惯性排拒力量（欧美发达国家有部分体现）——而这却有可能成为我们实现弯道超车的后发优势，前提是我们必须把物联网的正面影响因势利导地引向制造业或实体经济。个人认为，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支撑物联网经济发展的价值原则、制度环境等。支撑物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价值原则是“共享（分享）”，而“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物联网实践上，我们应该坚定以“共享”为价值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价值自信。还处在发展中的物联网是决定人类社会未来的重要因素之一，技术、商业塑造着物联网，而价值原则、制度设计等也是塑造物联网未来的重要力量：用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制度设计等来塑造物联网，以引领其发展的方式和方向，对于中国乃至全球发展来说都非常重要。在物联网研究上，我们应坚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笔者个人初步研究的体会是：马克思相关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五大发展理念”，尤其是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共建与共享相统一的基本思想，对于当今物联网经济的发展及其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等，具有极强阐释力，可以成为构建物联网研究中国话语体系坚实的理论基础。
分享主义：物联网生产方式引发全球价值原则革命
如何为“物联网”定位，目前中外学界存在不同看法，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它是一种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极致生产力的先进的新“生产方式”，而并非单纯的新“商业模式”。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认为物联网正在引发一场“静悄悄的革命（quiete revolution）”——笔者的《当“分享”成为“主义”：物联网开启新时代》（《读书》，2016年第1期）一文把支撑这场革命的价值原则提炼、概括为“分享主义（Sharism）”（这一概念由毛向辉先生较早提出）。陈宪《分享经济能够颠覆资本主义吗》（《文汇报》，2016年4月1日）一文对笔者和里夫金提出质疑，强调物联网“分享经济”只是处置“闲置”资源，“利用技术变革形成商业模式”，对其将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观点表示怀疑——分歧或许在于对物联网分享经济是作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理解。西方这方面的主流观点，确实只是狭义的理解，将其仅仅作为资本主义自我修复、再造或再定义的新“商业模式”来讨论——这种研究路数当然也非常重要；而里夫金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广义的理解，从物联网分享经济中发现了颠覆传统资本主义的力量，并且是在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脉络中展开相关探讨的——笔者更倾向于这种研究路数。如果仅仅在狭义上把物联网分享经济视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的话，那么，它就仅仅只是一种关乎经济发展的战术性助推器；而如果在广义上将其视为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方式”的话，那么，它就同时也是关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性助推器，而其引发的是关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分享主义的价值原则革命。
简单勾勒一下物联网发展并不长的历史脉络，对于理解其基本特点并作准确定位，非常必要。“物联网”的最大特点首先是“信息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流互联网”之“三网合一”：“通信互联网”也即“信息互联网（internet of information，缩写为IOI）”，而“能源”“物流”则关乎“物（things）”，整合进两者的互联网就成为“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缩写为IOT）”。信息互联网本身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在Web1.0阶段，大众利用互联网的方式主要是所谓“信息冲浪”，可以说大众还只是信息的“消费者”；而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Web2.0则使大众也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因而整体上也就成为信息的“产消者（prosumer）”。在笔者看来，如果说人类经济社会的信息化转型，肇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在Web1.0阶段达到顶峰的话，那么，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Web2.0则标志着信息化转型的完成——同时也是“终结”，而由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信息时代的“终点”，恰恰是以建立在Web2.0基础上的物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如果说互联网的上半段属于“信息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话，其下半段就属于“物联网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终点”和“起点”的标志，就是在“信息”联通的基础上加进了“物”的联通：信息化与实体制造业、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开始形成更深度融合，大众不再只是“信息”的“产消者”、虚拟世界的构建者，同时也成为“物品”的“产消者”、现实世界的构建者；如果说即使作为升级版Web2.0的IOI即狭义的“互联网”还只是一种信息或虚拟性事物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话，那么，IOT则关乎实体经济或物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在此意义上，物联网研究专家克里斯·安德森以“创客（Makers）”作为“新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参见其《创客：新工业革命》一书），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创客”的加入，才使物联网架构更加趋于完整。从现实状况来看，直到目前为止，代表中国物联网经济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三巨头，还主要是以“电商”示人，其骄人的业绩还主要体现在流通、消费、金融等领域，尽管已开始关注实体制造业并试图产生影响。目前全球物联网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构建完整的物联网经济发展体系，只有“企业”这个主体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大众”这两大主体——这是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双创”和“创客”基地建设等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研究角度来看，创客具有广度和深度的介入，使物联网经济更接近马克思所谓的“生产方式”乃至“物质生产方式”。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用“物联网时代”而非宽泛的“互联网时代”，来描述当下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时代新变，无疑更为贴切：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大机器生产方式”相对，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可称之为“物联网生产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