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准确认知物联网“分享主义”价值原则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影响，恐怕首先还是要回到马克思、回到第一次工业革命。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这讲的是“曾经”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大机器生产方式彻底革掉了封建主义的命，并把资本主义推上历史舞台。作为辩证的、历史主义的大师，马克思同时指出：技术和大机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必将把资本主义拉下历史舞台，在大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灭亡的“启动键”也被按下——19世纪末连绵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尤其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几乎葬送了资本主义，但西方资本主义却艰难地躲过了灭顶之灾，并且蓬勃兴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似乎还按下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暂停键”——而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指出，现在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物联网”为代表的生产方式又将彻底革掉资本主义的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发生，资本主义灭亡的“重启键”被按下。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描述资本主义在三次工业革命中跌宕起伏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角度就是“价值原则”——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深刻分析，被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严重忽视了。
马克思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性的区别”时指出：
但在这种前提下，不是交换最先赋予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决定着对产品的分享。生产的共同性一开始就使产品成为共同的、一般的产品。最初在生产中发生的交换——这不是交换价值的交换，而是由共同需要、共同目的所决定的活动的交换——一开始就包含着单个人分享共同的产品界。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一般劳动。而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应成为一般劳动；也就是说，产品的交换决不应是促使单个人参与一般生产的媒介。当然，媒介作用必定是有的。
在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第一种情况下——不管这些独立生产通过自己的互相联系而在事后怎样确立和发生形态变化——媒介作用来自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它们是同一关系的表现。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提本身起媒介作用，也就是说，共同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形式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他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产生交换价值。这种产品无须先变成一种特殊形式，才对单个人具有一般性质。在这里，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不再存在了，代之而建立起来的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
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事后确立下来。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个人分享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媒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媒介的……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具有直接的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物的媒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19～120页）
笔者认为，以上论述必将成为当今物联网“分享”经济研究最重要的经典理论，并且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命题的重要的经典依据。马克思以上论述的两个基本方面是：（1）生产的“社会性”“共同性”（这关乎的是生产方式的特性），（2）产品的“可分享性”（这关乎“价值原则”）。而西方学者研究物联网的主导思路，也主要是从这两方面展开的：视物联网基本特性为“可分享性”，前已有述，再看“社会性”。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副标题是：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里夫金的主导思路是：“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协同共有）”体现了“The 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的基本特性，而这将导致“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黯然失色）”——中文翻译去掉“资本主义”这个“大词”的做法，就严重遮蔽乃至扭曲了里夫金的这一主导思路。再如另一美国学者罗宾·蔡斯所著《共享经济》一书的副标题是：How people and platforms are inventing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and reinventing Capitalism，同样视collaborative为物联网的基本特性，而中文版副标题却成为“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也把“资本主义”这个大词去掉了。所谓collaborative，显然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性”尤其“共同性”含义相近。物联网经济，既是“分享经济（sharable/sharive economy）”，也是“协同经济（collaborative economy）”——这当是西方物联网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可以概括为：生产方式高度的“协同性”“共同性”“社会性”与价值原则初步的“可分享性”的统一，是物联网经济的基本特性。对于具有这种特性的物联网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未来命运的影响，西方学者的判断出现了分歧：蔡斯认为是reinventing（再造）Capitalism（这也是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而里夫金认为是导致eclipse of Capitalism，进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马克思以上论述，实际上是把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性概括为：生产方式高度的“社会性”或“直接的一般性”与价值原则普遍的“可分享性”的统一——这是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严重忽略了的一个重要思想，而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当今第三次工业革命物联网时代，将会展现出巨大的理论阐释力和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