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一方面，习近平“五大发展”论尤其“共享”论对物联网经济的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为构建物联网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研究物联网生产方式，也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和阐释习近平“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共建”与“共享”相统一理论的重大意义。
在“存在方式”上，物联网经济又被描述为“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结合价值原则来看，物联网生产方式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正在逐步构建起一种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分享主义平台”。诸多物联网理论专家都注意到了“平台”的重要性，凯利的《必然》一书指出：“长期以来，有两种基本方式来组织人们进行工作，即企业和市场”，“最近，第三种组织工作的形式出现，即平台”，而“在一个平台的几乎各个水平上，共享都是默认设置”。蔡斯更是以“平台”作为自己《共享经济》一书副标题：人民和“平台”如何创造协同经济并再造资本主义，其第二章标题是“Platforms for Participation（参与的平台）”，实际上就是用“平台”为物联网经济定位。第六章标题中有“Power Sharing（权力的分享化）”，第九章的标题中有“Democratizing Power and Wealth（权力和财富的民主化）”，实际上是用财富和权力的“分享化”“民主化”为支撑物联网“平台”的价值原则作定性。在“发展动力”上，蔡斯强调：“构建平台就是为了让个人参与进来，让个人赋予其生命”，“人人共享重新书写了价值创造的法则：分享资源会带来最高效率；分享知识会带来最伟大的创新”，“平台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联合他人释放出隐藏在过剩产能中的价值：资产、时间、专业知识以及创造力等”——保护版权等排他性私人产权的最主要理据是：它可以刺激创新、提高效率——而物联网分享主义平台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正在从根本上动摇这一依据：不是“排他性”，而是超越“排他性”的“可分享性”，才是更能充分激发人的创新性的原动力。另一物联网专家尤查·本科勒《企鹅与怪兽（利维坦）》也分析指出：“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发生后，甚至连一些市场自由主义的忠实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激励至上模型’是有缺陷的”，“一旦人们不仅将网络作为创造个人内容的平台，而且还不图回报地把它们的成果、知识和资源分享给大家，那么，它们的创造力就无可限量”。“可分享性”恰恰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创新性的原动力，而基于私有产权的“独占性”“排他性”恰恰是压制人的创新力量充分发挥的阻力——本科勒实际上揭示了物联网生产方式已对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传统价值原则形成了重大冲击。与此相对照，“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物联网给我们的重大启示是：“共享”不是“削弱”而是可以“激发”人的创新性、生产性进而“增强”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物联网昭示着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伟大复兴。
物联网平台，既是一种“共享”平台，同时也是一种“创新”平台，进而也是“共享”与“创新”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融合平台——这也是物联网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而用习近平“共享”论话语来描述无疑更为清晰：物联网平台，既是一种可推进“全民共享，全面共享”的“共享”平台，同时也是一种“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的“创新”平台和“共建”平台；而习近平“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的论述，更可以用来清晰描述物联网平台“共享”与“创新（共建）”高度融合的基本特点。推进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共建与共享的深度融合，乃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渐进共享过程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创新、共建与共享不断融合的平台，物联网生产方式将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五中全会首先是直接针对补齐尚未全面脱贫的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近期奋斗目标提出共享发展新理念的，而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还结合远景目标展开分析，因而更具长远意义。
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远景目标就是“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普遍共享理念，根植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中（见前引马克思语）。而联系起来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共建”和“创新发展”的远景目标。因此，推进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共建与共享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近期目标的关键所在，也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远景目标的关键所在——而物联网生产方式在这方面可以成为战略性的助推器。
当然，前文已指出，物联网生产方式也可以对协调、开放、绿色发展发挥助推作用。其不断提升、扩展的全球互联互通性，既有助于推进面向全球的开放发展，也有助于推进立足国内的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推动“电商”下乡的举措已初见成效，表明在协调城乡发展上，物联网可以有所作为。作为一种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物联网是一种不过度依赖消耗自然资源的内涵式发展方式；其不重排他性“所有权（ownership）”而更重视可分享性“使用权（access）”的运作特点，又使其在已生产出的产品的充分利用上可以发挥作用，因而它也是一种节约型发展方式；其“分享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对影响大众生活的过度的“消费主义”也会有所矫正——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在结尾处指出：物联网的发展也有助于不断提升全球“生物圈意识”，因而对绿色发展也有重要推动作用。习近平强调：“五大发展”是个有机统一体，因此，在理论上我们也应将创新、共享发展置于“五大发展”整体框架中来研究。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代表，物联网生产方式的发展，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机遇，而全面落实“五大发展”新理念，促进创新与共享深度融合，无疑是抓住这一重大战略机遇的关键之一。对于学界来说，构建物联网研究中国话语体系，已成为重大时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