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皮凯蒂困境”的真实内涵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如果接受皮凯蒂得出的结论，则可以推出一条十分悲观的结论，即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人类社会一个始终难以走出的困局。皮凯蒂提出的资本累进税制并不能有效抑制社会不平等，而只有在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期才能显著缓解贫富差距。这意味着，社会失序成为了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唯一路径。鉴于这一推论乃是来源于皮凯蒂理论中所隐含的悲观要义，本文暂且将这一观点称之为“皮凯蒂困境”（Piktty’s Dilemma）。
实际上，皮凯蒂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理论困境的可能性。例如，皮凯蒂在回应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文章中便已提到了政治冲突和政治动荡对于不平等的深刻影响：
“我研究制度的方法强调政治冲突对于不平等的影响。尤其是，战争和革命在我对20世纪不平等和制度变化的描述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当然，由于选举权扩大而形成的民主力量在19和20世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教育及财政制度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许多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是简单来自于和平的选举民主力量。相反，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动荡经常是重要的。例如，几乎没有证据证明，在一战导致的剧烈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动荡之前，存在着朝向累进税制的自然运动。”
皮凯蒂的上述辩解表明，他本人已然充分意识到了战争和革命等政治动荡具有着累进税制的同等效应，这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证实。尽管皮凯蒂相信福利国家、免费教育、累进税制等各种制度，或者一战、布尔什维克革命、二战等重大社会事件对不平等和制度变化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但相较而言，政治动荡所导致的制度变化对不平等的影响是最为有效的，虽然这一手段本身是不可欲和反伦理的。正如皮凯蒂之后自己所承认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唯有通过战争、革命、或其它破坏或暴力的政治动荡方能使得制度变化发生。人们可以争辩说，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极度的不平等确实造成了当时高度的社会紧张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但和平的公共讨论也可以影响信仰体系，并进而影响观念和政策。然而，我们不应将其视作理所当然。应承认政治冲突在不平等和制度变化中的作用，这是重要的。在过去，变化总是伴随着重大斗争，将来仍是这样也不是不可能的。”
更进一步看，“皮凯蒂困境”实际上反映出了这样一种因果机制和因果关联，即社会失序导致资本积累中断，并产生资本的再分配效应，这将在短期内降低资本/收入比，进而降低资本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而社会不平等程度得以在短期内降低。依据皮凯蒂提供的长时间序列数据来看，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无疑为这一因果机制做了一个真实的脚注。
然而，“皮凯蒂困境”的矛盾点在于，在缺乏其他有效解决措施的前提下，能否通过牺牲社会稳定来缓解社会不平等呢？在一定程度上，皮凯蒂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与另一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学术论点是极为类似的。奥尔森认为，长期稳定的体制将形成牢固的利益集团，其寻租行为将硬化经济发展活力。因此，需要打破分利联盟来保持国家效率，这便也意味着政治动乱和社会不稳定是可求的。但奥尔森在后期的研究中又认为，独裁者或“坐寇”（stationary bandit）的稳定性要更优于大量“流寇”（roving bandits）的竞争性寻租，因此社会稳定是可欲的。很显然，奥尔森的理论中潜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稳定论”。对此，政治学家苏珊·罗斯-奥科曼（Susan Rose-Ackerman）专门批评了奥尔森理论中存在的这种内在不一致性，并通过区分框架稳定性（framework stability）和联盟稳定性（coalitional stability）来试图化解这一内在困境。这意味着，“稳定”（stability）本身便是一个纷繁复杂、且充满歧义的概念，这往往又会让研究者们很容易陷入这一困境之中。
从本质上看，皮凯蒂和奥尔森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关注到社会稳定背后潜藏的负面后果，因而颇具“居安思危”之意。但这一分析视角的缺陷在于，在未充分厘清社会稳定环境所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作用机制与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匆忙而笼统地将社会不平等问题怪罪于社会稳定，并且极端地认为放弃社会稳定是消除不平等的唯一路径实在是有欠妥当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社会不平等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是否必然要通过牺牲社会稳定来获取社会平等呢？如果不是，我们又应当如何来化解这一“皮凯蒂困境”呢？
四、我们能突破“皮凯蒂困境”吗？
在皮凯蒂目前所能提供的理论框架下，“皮凯蒂困境”并不能得以解决。为此，我们需要超越皮凯蒂的这一理论框架，来重新反思皮凯蒂提出的理论命题。其中，有两个关键点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讨论：其一，如何度量不平等程度？什么样的社会不平等才是人们所无法接受的？其二，一定需要牺牲社会稳定才能缓解社会不平等吗？针对上述两点，本文试图提出一些新想法用以突破这一“皮凯蒂困境”。
第一，以资本所得占比为指标度量的社会不平等程度上升，并不必然是不可接受的。众所周知，社会不平等是一个极度抽象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出截然不同的度量标准。例如，可以度量收入不平等、也可度量财产不平等，甚至如皮凯蒂所提出的资本（财富）度量法；可以是度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分布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也可以是皮凯蒂提出的资本所得占比，还可以是劳动收入份额占比等等。不同的度量口径本身便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因此运用任何一种度量口径则必然是不全面的。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即便采用皮凯蒂的统计口径，社会不平等程度上升也并非是人们所不可接受的。例如，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近3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在某种程度确实有明显的上升，但这并不能就此而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贫富差距程度较小，但却是人们所不乐意接受的。这也充分说明，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更是“必要”的。再如，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提到的那样，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动乱时期，虽然社会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但这是人们所欲求的社会状态吗？显然不是。上述论辩旨在说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绝对降低并不一定是社会运行的最佳状态。
更进一步看，在目前全球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与人们的可欲求程度并非只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更类似于一种倒U型曲线。具体来说，绝对的社会平等是难以实现的，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水平社会不平等程度也是不可欲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转，社会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人们的满意程度也随之上升；但当社会不平等程度超过一定阈值时，人们的满意程度开始下降。整体而言，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与人们的可欲求程度呈现出一种倒U型结构。这意味着，社会政策并不应侧重于消除绝对的社会不平等，而应当致力于将社会不平等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努力接近和达到理论上的最优值。
第二，消除制度不平等，比对资本征收累进税更重要。厘清社会不平等的作用机制，是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正如何帆和罗知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仅要了解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历史演变情况，更要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和作用机制。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都是不尽相同的。具体到当下的中国而言，皮凯蒂笔下的“钱生钱”逻辑并未占据主导。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还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尤其是外商投资，这就需要一定程度上的优惠政策进行吸引，而非皮凯蒂所建议的征收资本所得累进税。实际上，由于中国仍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时期，大量的制度不健全和官员的贪污腐败构成了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加强对制度与不平等关系的研究。皮凯蒂似乎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在文章中谈到：
“更普遍地说，从这项工作中我得出的教训之一是，不平等研究和制度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稳定制度的发展和一个具有合法性的集中的政府的建构对于各种社会能够以和平和有秩序的方式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回头看我书中关于未来政策建议的讨论时，我可能太过关注了累进资本税，而太少关注了可能同样重要的制度演化，比如产权安排的替代形式和参与式治理。”
很显然，目前的理论研究工作还远远不足以支撑起世界各国政策实践的需要。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增进对于制度如何影响社会不平等的这一社会洞见。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和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尽快完善制度，消除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体制性根源，并积极防止社会不平等程度陷入人们不可欲的范围之内。
五、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皮凯蒂的理论中潜藏着一种道德伦理和学术诉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即试图通过牺牲社会稳定来获取社会平等，我们称之为“皮凯蒂困境”。这一困境实际上反映出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不平等问题及其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我们认为，以资本所得占比作为社会不平等的度量指标并不完美，并且对于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消除制度的不平等比资本累进税制改革更为重要。
文章出处：《国外理论动态》（京）2016年第8期第110-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