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普京主义”论析
“普京主义”集中反映了俄罗斯精英阶层对俄罗斯发展之路的探索，意在回答俄罗斯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运行体制以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复兴与崛起。在对“普京主义”辨析的基础上，笔者根据研究体会，对“普京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基本内涵提出几点粗浅看法。
(一)“普京主义”的背景
“普京主义”是时代的产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24年来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四个特点鲜明的阶段：叶利钦时期是大破、大立和大动荡的时期，普京前8年是调整、恢复和实现稳定的时期，“梅普组合”时期是应对经济危机、开启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时期，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可说是普京新时期。从时代内容和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来看，24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国家总体战略是实行“全盘西化”和全面改革，使俄罗斯在最短时间内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俄罗斯为了新的国家构建付出了很大代价，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多发，国际地位严重下降。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已不属于代表着当代世界最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的危险，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37)
普京执政前8年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建设强大的俄罗斯。第二，重建国家的权威和垂直权力体系，实现国家政治和法律的统一。第三，把经济命脉重新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通过这三项有的放矢的国家治理措施，俄罗斯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经济快速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强国姿态重返世界舞台。“梅普组合”时期，普京事实上继续掌权，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从“普京计划”到梅德韦杰夫“新政治战略”的转变，开启现代化战略，宣称现代化是全面的，包括人的现代化，力求打破俄罗斯社会广泛存在的家长式作风。
普京新时期有新特点。2012年1月16日，普京在《消息报》头版头条发表竞选文章——《俄罗斯集中精力：我们要应对的各种挑战》。文章明确提出了一个影响俄罗斯未来发展全局的政治概念——“全面发展的新阶段”(38)。新阶段的出现首先与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后形成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俄罗斯社会政治改革呼声之大，势头之猛前所未有。普京执政当局的根本应对之策就是顺应这种发展，其本质在于加强政治竞争性，同时保持政治稳定。这就是新阶段的新特点。普京新时期政治稳定除了要适应新阶段新特点及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外，还先后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及乌克兰危机后与外部世界关系调整的挑战。
总的来看，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继续坚持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虽然是不完善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与此同时，俄罗斯面临严重的困难和潜在的危机，从经济结构、管理效率、技术装备、腐败治理等指标来看，俄罗斯形势没有好转，反而在恶化。
当前，俄罗斯面临西方制裁、经济停滞、油价低位徘徊等诸多挑战，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境，普京2012年上台之初制定的发展规划难以落实(39)，按照一般的认识逻辑，普京的民意应该下滑，民望应该处于低潮，但是，俄罗斯社会反而出现了所谓“后克里米亚共识”(40)的社会情绪。“后克里米亚共识”是指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收回克里米亚成为促进政治稳定的新因素。正如俄罗斯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布宁所指出的：普京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克里米亚就并入了俄罗斯，这唤起了俄罗斯民众心中的帝国情怀。普京的支持率攀升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而且还将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41)。为实现强国梦，恢复昔日超级大国的荣耀，俄罗斯民众宁可忍受经济上的困难，“我不在乎禁令。我不害怕。二战都熬过来了，我们能渡过这一难关。”(42)笔者认为，西方唱衰俄罗斯，正是因为低估了俄罗斯民众的忍耐力。“后克里米亚共识”已经对俄罗斯社会产生多重影响。比如，利莫诺夫领导的“战略31党”在俄罗斯代表一种反普京的情绪，但是该党因为是否支持克里米亚问题而分裂，这极好地说明了俄罗斯当前的社会情绪。一个政党内部因为是否支持后克里米亚共识和普京都能够产生分裂，普京理念与举措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普京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政治思潮和社会情绪均受该共识的引导。后克里米亚共识实际上反映了当前俄罗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社会现象，其实质是俄罗斯社会对普京治国理念和举措的高度支持。
总之，普京执政15年，俄罗斯从全盘西化向传统回归，在继承叶利钦改革成果的同时，强调在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保持俄罗斯特色并实现国家现代化。
(二)“普京主义”的内涵
“普京主义”不仅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而且与俄罗斯的国家特征和俄罗斯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传统一脉相承，其内涵可以概括为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俄罗斯经济的政治性和俄罗斯外交的外延性。
第一，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
我们可以从普京新时期的政治举措观察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普京再次就任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扩大政治参与、增强政治竞争性的改革措施，但是国家权力结构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联邦制度这四项国家治理指标均未发生变化。
在政党制度上，降低建党门槛，但不允许成立政党选举联盟，这实际上分散了反对派的力量，而且还保留了法律审查的终止注册机制。在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上，国家杜马议员的选举从比例代表制恢复为混合选举制，但是又在2013年6月将全俄人民阵线改组为社会运动，联合1000多个社会组织，意在争夺未来单一选区的名额。联邦委员会议员的选举实行直选，但是又规定直选与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相结合。每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可以推举3名人选，选举中获胜的行政长官候选人从自己所推举的人选中选择1人，将其派往联邦委员会。由于在地方选举中基本都是“统俄党”获胜，因此联邦委员会基本上也由亲政府的代表组成，这实际上加强了对普京政权的支持力度。在联邦制度上，允许地方行政长官直选，但又规定需要总统审查。2013年又提出由进入地方议会的政党推荐人选，总统从中确定三人，再由议会从三人中选举产生地方行政长官，这进一步加大了对地方的控制力，等于是设置了总统和议会双重过滤机制。
通过上述政治领域的国家治理措施，普京政权牢牢掌控政治局势，反对派影响力日渐式微。政治领域国家治理的特点是表面上的竞争性，实质上的控制性。
我们还可以从社会领域的管控性进一步论证这一命题。2011～2012年大规模的“为了诚实的选举运动”标志着苏联解体20年后俄罗斯的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大的不同在于政治反对派的组织和动员机制发生变化，非营利组织和互联网成为社会运动组织和动员的重要工具。
普京政权对非营利组织、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管控。第一，关于非营利性组织。2012年颁布“外国代理人法”，开始严控境外资金；2015年5月，普京签署了“不受欢迎组织法”，规定可以不通过法院判决让外国和国际组织在俄罗斯停止活动。第二，关于网络公共空间。2012年至今，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管理网络空间的法案，从“网络黑名单法”“反盗版法”“封闭极端主义网站法案”到“博主法案”。网络监察制度的法律基础建立起来了，管控力度比电视、广播和报纸等传统媒体要大。俄罗斯反对派就此猛烈攻击普京：俄罗斯对互联网的管控越来越严格，声称普京建立了新型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是，普京正是通过上述社会领域的国家治理措施，把反对派通过非营利性组织和网络空间动员民众、发挥影响力的途径基本堵死，反对派陷入有劲使不出来的窘境。
苏联时期俄罗斯社会被称为全能主义社会，社会体系国家化，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是弱国家强社会的模式，这种自发性的特点一直持续到独联体一些国家爆发颜色革命。2005年开始，受到颜色革命影响，普京政府开始修改非营利组织法，限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2012年以后，国家权力进一步实现了对政治公共空间的掌控，在社会领域，国家治理的特点从自发性转向了管控性。
第二，俄罗斯经济的政治性。
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政治问题统帅全局。政治性是俄罗斯经济的内在特征。综观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济治理的发展进程，叶利钦时代发展道路的选择要求打破寡头经济垄断，普京时期国家经济垄断受制于政治稳定的需要，经济发展模式又成为政治理念之争的缘由。凡此种种，俄罗斯经济治理的政治性显现无遗。
普京执政以后大力整肃金融寡头，金融寡头的倒台表明政治权力取得了对资本权力的胜利，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体现为国有化程度的加强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国家垄断。但是，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其经济效果不尽如人意。俄罗斯经济有增长，但是还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
造成俄罗斯国家经济垄断的因素体现在以下政治问题上：一是苏联时期留下的三百多座单一城市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而这些城市又集中了近2000万的就业人口，只能由政府集中管理，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政府难以做到不干预经济；二是俄罗斯地方发展不平衡，事实上的单一制和形式上的联邦制与绝大多数联邦主体不能自给自足密切相关；三是俄罗斯面临再工业化，首要任务是基础设施更新，需要2万亿美元的投资；四是能源与军工企业的支柱地位难以改变，每年7700亿美元的军费如果没有政府主导便难以实现。上述问题在客观上决定了俄罗斯需要垄断型经济模式。
俄罗斯经济问题一向依附于政治问题，这也体现在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上。俄罗斯权力与资本的演化方向与西方其他国家完全不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后逐渐出现了以城市为根据地，在反对贵族、高级教士乃至君主的过程中有效行事的新兴商人阶层。西方商人阶层出现后即拥有自治权。但是，俄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是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统治阶层，资本依附权力，资本离开权力难以发展。
2015年9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报》上发表题为《新现实：俄罗斯与全球挑战》的文章，其中提到，俄罗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低效的，这一问题远非近几年甚至是近十年才出现的，先是以国家为绝对主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而后是原料经济模式造成的。梅德韦杰夫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例，试图说明俄罗斯也可以打破所谓的“空间诅咒”(43)，关键是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建立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发展模式(44)。然而，在原料商品价格如此之低的当下，进行经济改革更需反复权衡，谨慎为之，不仅需要考虑改革会对民众产生怎样的影响，更要周全考量政治因素——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总之，在经济领域国家治理的特点是“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抵不过“政治侧”。
第三，俄罗斯外交的外延性。
外延性，指俄罗斯外交所涉及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一国外交问题，不仅涉及俄罗斯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等很多根本性问题，实际上也与俄罗斯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紧密相关。
苏联解体后，作为转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需要重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内部进程和外部变化落差日益扩大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过程与内部政治秩序的变化互为影响。由于北约东扩、波黑战争、政治生态及车臣战争等关键因素，俄罗斯仍未能融入西方体系。时至今日，俄罗斯未能实现与外部世界融入与并立之间的平衡。
乌克兰危机为分析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俄罗斯同外部世界互联互动的特点大体可以概括为融为一体、平等并立和孤立主义。事实上，无论是融入、并立还是孤立都是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空前紧密的外在表现。
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特性。必须首先了解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知道俄罗斯的利益所在。但俄罗斯国内对国家的性质难以取得共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俄罗斯执政精英认为，西方社会不是共同家园，俄罗斯无法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西方是俄罗斯现代化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是地缘政治挑战的源头。西方既是俄罗斯榜样又是挑战，这是所谓“新孤立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基础。俄罗斯精英的反美情绪十分强烈，“反欧盟”情绪也在滋生(45)。
影响俄罗斯领导人思想的还有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俄美关系中，俄受到美国不公正对待，甚至背信弃义的教训。比如，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1995年以后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关系正常化的机会在1999年美国轰炸南联盟后消失。虽然普京在九一一事件后再次试图恢复对美关系，但没有成功，随之而来的是新一波北约扩张和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即使2009年俄美关系试图重启，也在利比亚事件后功亏一篑(46)。
美国对俄罗斯的接触制衡政策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关注的战略稳定及反恐等广泛问题上，促使俄罗斯与美国合作；二是通过一些手段影响俄罗斯政治，使俄罗斯朝着政治多元化和符合国际贸易准则的市场经济方向转型；三是把俄罗斯作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融入国际战略秩序中。但是，在俄罗斯精英看来，俄罗斯本来应该在欧洲及全球政治中占据的地位，却遭到西方的贬抑。西方一直在推行所谓的胜利者政策，采取综合性手段，挤压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和商品市场，通过北约东扩来延展自身的政治及军事控制区，并借欧盟的扩大实现政治影响的壮大。因此，在俄罗斯学者看来，尽管代价高昂，俄罗斯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相当成功。兼并克里米亚激发了俄罗斯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可感知的现实威胁把社会大众和克里姆林宫精英团结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反西方政策由过去的消极被动变得积极主动(47)。
尽管如此，俄罗斯受到孤立并走向孤立的最大威胁还是来自自身，来自内部。如果以反西方为基础建立动员模式，俄罗斯将进一步深陷孤立境地。以反西方为基础发起动员的诱惑力，在俄罗斯政治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部分源自政界人士中那些极端民族主义派别和极左的传统派(48)。
在研究国家领袖的个性如何造就周边现实的过程中，研究者经常假设如果不是普京执政，那么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将会是另外一个版本。其实，更应该反过来研究客观条件如何影响国家领袖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即便不是前后连贯，至少也是一个整体。叶利钦时期，新生的俄罗斯政权必须尽快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苏联的法律继承问题(即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法律地位问题)，俄罗斯境内外的核武器问题，与邻国建立关系的问题。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大国地位，但对于充当国际体系中的一极却是有心无力。而这恰恰构成了叶利钦总统任期内的外交内涵：避免大国地位的彻底丧失。普京在当政期间则需要把表面上的大国地位转换成国际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普京通过整合内政外交各种资源实现国家战略的调整是合理的选择。不过，普京对西方积累起来的负面情绪自2005年提出“主权民主”思想爆发，2008年的俄格战争则反映了俄罗斯对近20年来地缘政治战略收缩的复仇心理，也表明俄罗斯要克服苏联解体遗留的种种困难的决心。在客观条件影响下，俄罗斯总统的公众形象与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是基本吻合的(49)。
结 语
从以上论证不难看出，“普京主义”的内涵与俄罗斯国家特征和历史上的治理路径一脉相承。俄罗斯的国家特征是对内集中管理、对外建立安全缓冲区，具有国家性和聚合性。对内集中管理，就是集中优化一切政治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建立大国和强国，这是俄罗斯国家性的体现。对外建立安全缓冲区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安全。普京时期提出的欧亚战略，实际上体现了俄罗斯的聚合性特点。国家性和聚合性的结合，形成了普京治国理政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以大国主义、强国思想、国家作用和主权民主为内核的俄罗斯保守主义成为观念共识，二是以动员型模式实现追赶型发展成为路径依赖。
苏联原本是两极体系中的一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实施经济和政治变革时，其地缘政治影响也在快速衰退。作为这一变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俄罗斯试图与外部世界建立一种新关系，但时至今日俄罗斯在融入、并立与孤立之间仍未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平衡。在西方看来，主要挑战是如何将俄罗斯纳入新的国际秩序。而俄罗斯要融入新的国际秩序也要面对重重困难。当然，俄罗斯的新角色伴随着内部政治秩序的根本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国际政治中重大问题的解决都与对俄罗斯国内状况的评估交织在一起(50)。
一般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内政决定外交。例如，俄罗斯在90年代的衰弱不是外部压力造成的，而是新的国家体制不完善，政治阶层不成熟，最高领导层缺乏政治意志造成的。如果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角度看，俄罗斯主要国内问题是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定位不明确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没有到位。1994年以前是重塑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关键时刻，当时有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因为没能制定实现经济增长以及政治复兴的战略，国家无力摆脱持续的经济危机，执行权力机关也软弱无力和腐败。这种危机造成国内局势动荡，反过来导致对外政策的强硬(51)。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看，外部因素有时起决定性作用。如果说俄罗斯的经济是政治的人质，那么政治就是对外战略目标的人质。西方国家期望俄罗斯彻底放弃目前在独联体的利益范围要求，变成一个满足于周边睦邻关系的内向型国家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实现复兴的根本目标，如力争成为欧亚国家、坚持走符合俄罗斯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守地缘战略底线不动摇等等，都与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存在着潜在的结构性冲突有关。这种基于国家特性的结构性矛盾压过了民主化政治发展的需求。只要俄罗斯坚持以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方式实现崛起，就与西方存在本质性矛盾。
理解俄罗斯，认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是研究俄罗斯的前提。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们这些局外人认可这条发展道路。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评价是两个问题。俄罗斯一旦走上它熟悉的发展轨迹，是不是就更有可能再次出现俄罗斯历史上的钟摆式发展的兴衰规律?
当前，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社会内部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结，将保证普京政府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但是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教训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更为深刻，并促使普京团队更深入地思考发展道路问题。可以预测，2016年的国家杜马选举和2018年总统大选的主题依然是以“普京主义”为核心的发展道路之争。
什么是俄罗斯?俄罗斯何以为俄罗斯?这依然是我们需要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本源性问题，而对“普京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注定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俄罗斯的一个阶段而已。不能用固有的思维认识俄罗斯，比如发展是中国的硬道理，但安全才是俄罗斯的硬道理。丘吉尔说：“俄罗斯是谜中之谜”(52)。希望通过对“普京主义”的研究能够更好地认识俄罗斯，更好地解读俄罗斯之谜。
文章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京)2016年1期第17～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