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在2016凤凰国际论坛进行主旨发言
10月19日上午，2016凤凰国际论坛进入了第三天的议程——“寻找世界市场中的新机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作了主旨发言。他对目前美国、欧洲、中国不同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比，指出这轮的经济低靡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制度上的变革。
他认为中国经济仍有很大潜力，增长的关键就在于制度变革，进行经济体系升级。
具体来说，政府要加强监管，企业家和政府之间建立“亲”“清”的关系，政府官员一定要“正心诚意”，此外还要通过制度提拔清廉有为的官员，给他们提高待遇。
他最后表示，把改革做到位、做到家，我们的中国经济才能领先世界经济，才能开始有一片新的气象。
以下为李稻葵发言实录：
吕宁思：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这是一个大战略、大趋势。中国企业走出去将对世界市场产生重要作用。中国企业怎么走出去，中国企业对自己的现状和世界经济应该判断，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谈。其中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认为现在不是国家产业的问题，而是中国如何提升自己经济体系的问题。现在我们有请李稻葵教授来作主旨演讲。
李稻葵：正如刚才宁思所说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基本判断是世界经济未来会如何演变。
世界经济目前从表面来看是低靡的，增长速度刚刚超过3%，正常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4%到5%；美国应该正常的增长速度是2%到2.5%，美国现在是1.8%。美国自己的预测应该是1%，现在是0.5%左右，欧洲应该是2%左右，目前是1%多一点。所以整个世界经济，中国之外都属于低速运行，低于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自身的增长速度略有争议，我们接近6.5%的底线运行，今年是6.7%，明年可能略低一点，中国经济运行速度处于潜力之上还是之下呢？我的观点是处于增长潜力之下的。总的来说，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现在处于低靡状况。原因何在？还要持续多少年，什么是关键因素让我们逆转，有没有可能中国在这一轮调整中占领先机，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浅层次的原因，很多人说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很多世界经济的制度并没有完全修复，包括杠杆太高，全世界各国，除了美国外，都是杠杆很高，债务水平很高，包括欧洲，包括德国，这是浅层次的原因，这并不能解释美国经济为什么完成了去杠杆的过程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这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目前的低靡。
另外一个浅层次的解释，这一轮的技术进步没有像以前那样带来大规模投资。技术进步有两类，一类像铁路、汽车出现了以后，这个时候带来大量的投资和消费升级，这个技术投资有生命技术的进步，也有VR，VE技术，这些技术并没有形成潮流，并没有引发消费者消费的热情，没有出现争先恐后买一些VR的设备的热潮，也没有看到技术进步带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像大修铁路，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浅层次的原因，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尽管没有带来大规模投资的技术的进步的机遇。但是我们看到，仍然有很多领域积极投资，所以不能把经济低靡完全归咎于没有技术进步。
这轮的经济低靡，从国外到国内，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制度上的变革，问题很多，但是没有变革。先看美国的情况。美国的基本情况非常清晰，失业率已经大幅度下降，降到了5%左右，非常之低了，华尔街的股票已经创了新高，企业的盈利已经处在几乎是历史最高点。为什么经济并不好呢，为什么大选搞得这么热闹呢？还有总统竞选。
问题出在美国的社会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巨大的贫富不均，很多的美国的百姓非常苦闷，出现了社会问题。这一轮，包括过去十年的美国的技术进步让小部分人带来了很多收益，包括华尔街。华尔街的税率是很低的，比主流社会交的税还低。高科技企业是受益的，但是大量的中底层的百姓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美国的一个数据非常简单，教育水平导致失业率的差距越来越大，受过教育的民众的就业情况远远好于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就美国自身而言，它必须变革。必须采取一些最最基本的社会政策安抚一些失意的一部分人群，这种工作，最佳的应该是由右派的政治家搞一些左派政策，这是最容易推进。如果进行社会福利改革的话，是左派的人搞右派的事儿。
欧洲是社会福利太多，财政预算中，50%以上是不可削减的，用于社会福利的。所以欧洲的基本问题跟美国正相反，应该是削减，法律上已经固定死了，固定下来的，社会福利的开支，德国为什么牛，就是20年前左派的政府施罗德进行了改革，欧洲的基本问题，除了德国外，必须由一个左派政府上来推行右派的政策，这样才能重振雄风。
中国是什么问题。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产业政策，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并不是产业政策带来的。我们过去的经验很简单，是政府帮着企业开疆拓土，政府帮着企业培育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地方政府建了工业园区，平整了土地，大量的地方政府并不是选企业家，而是挑选成功的企业家，选的成功者，只要你有本事，不管你是马云，还是李彦宏，地方政府一定大幅度支持你。但是你没钱的时候，没人帮你，这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成功的基本的经验。政府跟企业家一块使劲，而不是中国去选产业，这不是产业政策。
但是问题来了，我们搞了三十多年这样的政策，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腐败，出现了百姓的很多不满，觉得企业家和政府在一起合作，你们是赢家通吃，政府选的是赢家，所以出现了社会问题。所以这一轮我们的基本任务，总书记说的非常明确，在今年的两会上讲的非常明确，要建立又亲切，又清明、清廉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谈何容易。所以要建立清新的政府企业关系，又要清廉，又要经济发展，这个目标非常重要，但是很难做到，我的理解，到目前我们只干了一件事儿，就是古典的论述《大学》里说的正心诚意，只是反复的告诉地方官员，一定要讲理想，一定要正心诚意，一定不能要发财，讲的是理想，用党纪约束地方的官员。
但是我想仅仅是正心诚意还不够，还得要有制度的变迁，要把真正有为的、有清廉关系的官员通过制度提拔上来。同时这部分的政府领导的生活待遇必须提高，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不能仅仅依赖觉悟，还必须制度上要创新。要保证这部分人在社会上是一群不仅有觉悟，而且有能力，有干劲的一批人，如果仅仅是正心诚意的话恐怕难以持续。
另一个方面更难一点，就是经济现在非常复杂。我们有互联网，有各种创新，创新需要政府认定，比如说研发一个治癌症的药，给不给他批？不能说完全市场机制，这是不行的，必须要政府审批，一旦政府要审批新药，一定要在程度上防止互联网企业做大了以后欺负小淘宝店，这个要监管。但是一监管就出现问题了，监管人的能力必须比被监管人的能力要强，猫的能力要超过老鼠，如果做猫的人工资很低，素质并不高，那怎么监管，这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悲剧，监管者的能力远远不如被监管者。所以这又是第二条，我们经济体系转型的。所以，总的来说，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都必须要变革，各国都有自己的任务，美国是要减少贫富差距，要安抚全球化过程中受害的一群。欧洲要大幅度减少固化的福利，我们自己的经济体系要升级。
本身我们自己目前的经济的问题，比如说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并不太难。比起1999年那一轮的调整，现在我们条件好的太多，我做过计算，加入我们产能过剩的行业，我们25%的产能去掉，钢铁，水泥，煤炭会产生500万的下岗工人，每个人给10万，是5000亿，我们财政预算是14万亿，这点钱拿的出来，而且这500万的失业工人跟上一轮国有企业改革2000万的下岗工人相比容易解决，现在整体的就业形式很好，更重要的是500万的下岗职工跟当年的国有企业中2000万的下岗职工相比，完全不可比，当年2000万的下岗职工，每个职工都是有终身福利的，现在的都是合同工，这些问题都不重要。
如果25%的过剩产能去除的话，大概会带来多少的银行的损失呢？7000亿人民币。只相当于我们1/7的银行的拨备，搞的起，承受的起。所以，经济上的这些问题都是浅层次问题，去产能，去库存都好解决。难的是经济体系的更新，难的是深刻的变革。
我们衷心期待在这一轮的变革的竞争过程中，中国能够占领先机，咱们能够先走一步，在美国、欧洲之前先走一步，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调整、进行经济体系升级的话，我们的增长速度远远不止目前的6.7%的水平，应该接近或者是超过7%，并且我们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0%，毕竟在东亚的那么国家，当他们的人均GDP是美国20%的时候，他们的GDP增长是8%以上。
我们呼吁相关的政策决策者一定要头脑清醒，一定要把改革做到位，做到家，只有这样，我们的中国经济才能领先世界经济，才能开始有一片新的气象，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对外投资，不要说8000亿，更高的水平都能完成，我们对外投资的质量也会迅速的提高。
谢谢各位！
（原标题：官员的生活待遇必须提高 不能仅仅依赖觉悟）
